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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古文运动又可以和文艺复兴作比较，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是在号称复兴古代文化，而其实是创造了一种新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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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运动本身是一场极具影响力的运动，在唐宋八大家的提倡之下，人们的文章风气大变，变得更加有逻辑性和可读性，也造就了中国文化从韵文时代到散文时代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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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仅仅从古文运动的成就来讲，另一位与韩愈同时期的人柳宗元的成就可能更高。韩愈的文章总是试图说理，而说的道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都有些迂腐；柳宗元却擅长于写小品文，比如《黔之驴》《临江之麋》《永某氏之鼠》等，简单短小却字字精辟，代表了中国文字的最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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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提倡古文运动，还有另一层更重要的意图。他不是为了文学而文学，而是以复古为招牌，希望将佛道等势力排挤出去，重新树立起儒教的权威，建立以儒教为正统的社会。他之所以提倡三代和汉代的文字，就是希望返回到三代和汉代的儒家传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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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人们接受了他的古文运动之后，也就逐渐接受了回归儒教的理念，社会风气也在逐渐从开放变得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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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对于佛道的痛恨反映在他自己的文字之中，他曾经说：释迦牟尼和老子的祸害，比起杨朱和墨子当年要大得多，并自诩虽然不如孟子贤良，却试图以螳臂当车的勇气来阻止佛道对于社会的破坏。[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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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韩愈想恢复的儒家传统并不是汉儒式的。汉儒喜欢谶纬和天人合一，这套理论已经陈旧到不会有人相信了。唐朝人看汉代的谶纬观念，就像我们现在讨论明清时期的封建迷信一样，不可能接受。韩愈必须从儒家经典中选取新的文字，发展出一套新理论，才能完成所谓的回归儒教。这套新理论虽然是反佛道的，却又从佛教道教内部借用了许多东西，只有这样当时的人们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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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首先提出的是一套“道统”论。由于佛教总是提法统，也就是佛经的流传世系，韩愈为了对抗法统，提出了自己的“道统”。按照当时的说法，佛教的佛陀比孔子生活时代更早，为了对抗佛陀，韩愈把儒教的道统追溯到了尧舜时期，认为尧将儒教知识传给了舜，之后的传承世系是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孟子。而孟子之后，道统中断了。[22]这个说法到了宋儒时期更加发扬光大，人们都乐于在这个谱系上加上对自己有利的人名，来显示自己的学问才是真正的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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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从韩愈开始，儒家的道统就把孟子加入进来。孟子在汉代并没有受到儒教学者的重视，他们认为他只是诸子之一。而孟子和孔子的学问也是有区别的，孔子最核心的主张是“礼”，靠礼仪调解社会关系，规范人们的行为，把他们固定住。而孟子的核心主张是“仁”，国君只有仁慈地对待百姓，才能获得回报，建立起富强的国家。孔子的“礼”是对所有人的束缚，而孟子的“仁”则更多是对统治者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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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地位的提升是逐渐的过程，到唐代早期，官方的儒教课本里还没有孟子的地位，到了韩愈时期，才正式提出要把孟子算作儒教的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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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孟子之外，韩愈对于从《礼记》中提取的两篇文章很有好感，这两篇文章是《大学》和《中庸》。这两篇文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大学》之中提出了一整套的修炼理念。修炼本来是佛教的做法，讲究人们通过修炼，如何接近佛性的过程。而韩愈把它借用过来，认为儒教也是一个逐渐修炼的过程，他正好从《大学》之中发现了这个过程：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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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则提出了儒教的最高目标，就是达到不偏不倚的中庸，这一点其实也是和佛教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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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孟子的性善说，韩愈则提出了“性三品”的概念，认为人性是有的善，有的恶，有的人可以引导为善，也可以引导为恶，这就把人分成了上中下三品。比如，圣人天生是善的，而大多数人则需要靠教育引导到善的方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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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汉儒提倡的天人合一和谶纬，就被韩愈替换成了另一套理论，这套理论认为人类的目标不在来生，也不在轮回之外，而是在现世当中，一个人之所以活着，是为了达到中庸的境界，而中庸境界的修炼过程，就是要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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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缺钱找佛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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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除了是个理论家之外，也是个实践家。唐宪宗时期，由于皇帝宠信佛教，韩愈大为不满。公元819年（元和十四年），唐宪宗派人去凤翔迎佛骨，掀起了又一次崇佛的高峰。道统先生韩愈立刻写了一份《谏迎佛骨表》，极力陈述迎佛骨的荒唐，并提出把佛骨烧掉。[23]这件事惹恼了唐宪宗，皇帝要杀掉他，被人阻止后，把他贬到了潮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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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佛教的力量仍然足够强大。但事实上，佛教的危机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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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愈死后二十一年，公元845年（唐武宗会昌五年），一场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终于在全国展开。[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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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武宗是一位虔诚的道教徒，从他登基那一天起，就崇信一位叫赵归真的道士，向赵归真学习法术。此外，衡山道士刘玄靖、罗浮道士邓元起等人也在武宗的朝廷内当官，传授长生不老之术。在道士们的影响下，他对佛教的打压层出不穷。在公元845年之前，所有的行动都是偶发性的，直到这一年，武宗决定发动一次全面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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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武宗请管理僧道的祠部先进行了一次调查，查出全国已经有寺庙四千六百座，僧舍（兰若）四万处，和尚尼姑共二十六万零五百人，全国人口占比零点五以上。[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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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七月份，皇帝正式下达了灭佛的法令。中书门下上奏，请求在每一个大州留一座寺庙，有的寺庙里有先皇先贤的塑像，都可以移入这座保留的寺庙内。至于小州，则不需保留佛寺。在东西两都，每都保留十座寺庙，每座寺庙十个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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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回答：大州如果有建造精美的寺庙，可以考虑保留一座，如果没有，也不用保留。两都可以考虑各保留四所，每所三十名僧人。其中上都长安的左半部保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半部保留西明寺和庄严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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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皇帝允许保留的几十所寺庙之外，其余的寺庙都予以毁弃，僧尼全部还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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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佛教之外，全国当时还有从中亚传来的基督教（景教）和波斯的祆教。这两个教派约有三千名僧人。武宗决定连这两个教派也不保留，三千僧人一起转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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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三个月后，新的麻烦又来了。佛教除了是一种信仰，还是一种慈善机构。在唐代，佛寺也负责赡养一些老弱病残人士，当佛寺关了门之后，这些人没有着落，大部分贫病交加接近死亡，成了人们批评皇帝的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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