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939680
1701939681
改革的整体思路是：在现有制度框架之下，进行一次理顺式的调整，将原来制度中已经乱套的地方重新调整好。这是一次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改革，与后来王安石的激进式改革形成了对比。它的核心不是加强政府权力和干预民间经济运行，而是针对政府本身的改革，从自我的身上割肉，减少对社会的干预。
1701939682
1701939683
如果此次改革成功，就不需要后来的王安石改革，也就不会有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分裂。而作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人，范仲淹的改革应该会得到双方的支持。从这个角度看，是有成功的可能性的。
1701939684
1701939685
但庆历新政到底命运又如何呢？
1701939686
1701939687
在改革之初，人们对于改革的热情是很高的。然而，当政策下达之后，真正需要的是依据政策去执行，这时，人们就不干了。
1701939688
1701939689
由于新政需要淘汰不合格的官员，取消官员子弟的当官权利，严格考绩制度。这件事情一提出来，人们开始纷纷推脱逃避，不支持他了。[10]
1701939690
1701939691
范仲淹为了对付这种推脱，决定理顺官僚制度，解决政出多门的问题。他要求作为辅政大臣，监管兵事和财政，而将其他的权力也交给中书和枢密院这两府，与辅政大臣形成权力上的协调，共同推进改革。
1701939692
1701939693
这次，由于牵扯到了真正的利益分配，皇帝也不敢支持他，只交给了他刑法权。范仲淹仍然不想放弃，他派出了按察使四处出巡，督促官员执行改革，同时打击那些不为民办事的官员。他的改革终于触发了整个官僚阶层的反抗。庆历新政失败了。
1701939694
1701939695
范仲淹是最后一个改革派和保守派都能够接受的人物，当他的改革失败后，就意味着再也没有人能够联合两派来推动一个事情了。任何一个想做事的人，必须要么投靠这一派，要么投靠那一派，否则就会同时受到两派的牵制。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意识形态斗争了。
1701939696
1701939698
王安石向左，司马光向右
1701939699
1701939700
在北宋意识形态分裂史上，有两个人物没有被后来的理学家尊崇为道统，但对理学产生的影响却比其他人都大得多。南宋的朱熹等人喜欢给北宋的程颐、程颢兄弟脸上贴金，可即便没有二程，理学家仍然可能发掘出其他人来填补二程的地位。但是如果没有王安石、司马光的争斗，就不会有理学产生的环境。
1701939701
1701939702
王和司马两人的争斗看上去是因为改革问题，但背后却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从北宋创建以来，随着文官的地位提高和稳固，文官之中就产生了一种复古主义的传统。唐朝末年和五代时期的混乱让北宋初年的文人开始反思：为什么会产生战乱？他们得到结论是：唐代的自由太多了。
1701939703
1701939704
所谓自由太多，一是在意识形态上三教并立，人们的思想是分散的，缺乏合力。二是因为臣下对皇帝的不尊重，北宋太宗就曾经嘲笑过唐德宗。唐德宗时期由于藩镇割据，藩镇不听皇帝的话，皇帝也没有能力去教训藩镇，因为他没有钱，甚至只能朝着藩镇求爷爷告奶奶，请他们出钱。[11]
1701939705
1701939706
文人们总结这两点经验，认为要统一人们的思想，又要人们听从皇帝的话，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重归儒教，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居其位，不要乱了纲常规矩。
1701939707
1701939708
北宋初年和中叶，人们撰写历史时都特别注意遵循儒教的这套规律，弘扬那些听话的人，批评那些不听话的人。从欧阳修撰写《新唐书》《新五代史》开始，就把这套原则贯彻到了字里行间。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时，更是将这种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在这种精神之中产生了北宋的保守主义。
1701939709
1701939710
北宋保守主义和现代保守主义是有区别的。现代保守主义包罗万象，从政治到经济无所不包，基本上以主张小政府为主，也就是政府少管事情。而北宋保守主义只是提倡人们要遵从于儒教礼法，而在治理上并不推崇小政府。
1701939711
1701939712
保守主义最初也只是一个理念，比如，欧阳修本人虽然提倡儒教礼法，但是在谈到具体的政策时却是实用主义者。北宋前期的大臣都有这样的特点，他们对于政治结构、经济、军事都有涉猎，基本上是通才。比如欧阳修是一代文宗，但是他一生中担任的官职却非常丰富，曾经担任过首都最高行政长官知开封府，也担任过掌管军队的枢密副使，还担任过最高行政官员参知政事。史书称他为军政、民政、财政的通才。[12]
1701939713
1701939714
保守主义在这时是没有完全和实用主义分离的。即便到了范仲淹改革失败后，保守主义和实用主义看上去已经无法共存，但在表现上仍然是联合的。
1701939715
1701939716
而剥掉了保守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温情面纱的，就是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争执。
1701939717
1701939718
与欧阳修等人不同，司马光基本上是一个清流官员，他编纂了大部头的《资治通鉴》，却对于实务性工作并不够了解。他在修史的过程中，对于任何企图改变先人做法的事情都充满了警惕，任何对于儒教礼法的不尊重，都会引起他极大的愤怒。王安石则正好相反，雄心勃勃的他一心做实务性改革，对于意识形态并不在意，他之所以要改革科举制度，掌控意识形态，与其说是理想，不如说是推进改革的手段。
1701939719
1701939720
两个人一个采取完全实用主义的态度，另一个采取完全保守主义的作风，就产生了剧烈的冲突。
1701939721
1701939722
公元1069年（宋神宗熙宁二年），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开始了有名的熙宁变法。皇帝想要变法，并非匆忙推出的，他曾经广泛征求了各位大臣的意见，请他们讨论，看谁能够解决当时最大的问题——财政问题。在大臣们的反馈中，主要的意见分成了两类，各以司马光和王安石为代表。
1701939723
1701939724
司马光虽然认为问题很大，却提不出具体的措施，希望从长计议。[13]王安石则认为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措施，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搞活民间经济。[14]
1701939725
1701939726
如果仅仅从两人对于改革的态度来看，显然王安石的态度更值得推崇。司马光的做法，只不过是在等死。既然宋代的财政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就必须尽快进行改革，拖延不是办法。王安石对待改革的态度，和当初的范仲淹也是一致的，范仲淹也认为改革必须尽快进行，才能带来最小的副作用。
1701939727
1701939728
如果王安石改革成功，那么就不会有后来保守主义的得势，也就不会有社会思潮的剧烈封闭化。
1701939729
[
上一页 ]
[ :1.7019396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