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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仅从两人对于改革的态度来看，显然王安石的态度更值得推崇。司马光的做法，只不过是在等死。既然宋代的财政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就必须尽快进行改革，拖延不是办法。王安石对待改革的态度，和当初的范仲淹也是一致的，范仲淹也认为改革必须尽快进行，才能带来最小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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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王安石改革成功，那么就不会有后来保守主义的得势，也就不会有社会思潮的剧烈封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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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王安石的改革却出现了一个重大缺陷。在历史上，不仅仅是他，许多改革者都会有这个缺陷，这就是：他们过于强调政府的作用，试图以大政府来指导社会，结果不仅指导不成，反而引起了更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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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法的内容并非本书的范围。[15]简单说，王安石想建立一套类似于社会主义的框架，以政府插手金融、贸易、运输的形式，来促进经济发展，结果，官员对经济插手之后，不仅没有提高效率，反而搅乱了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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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变法在某些局部上也有好处，比如农田水利法和方田均税法，可以解决一定的缴税公平问题和经济外部性问题。但作为一个整体，是副作用远大于好处。到了他下台后，新法大部分都被废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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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王安石变法最大的遗产反而不是变法本身，而是变法带来的党争。为了推行变法，王安石改变了人才录取标准，并直接打击那些反对他的人。但新上台的这些人往往都是投机分子，他们之所以支持改革，是因为想上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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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失败后，司马光等人上台，王安石下台。由于此时已经没有了容忍的风气，于是又开始了另一轮斗争，改革派下台，保守主义者上台。事实证明，保守主义者并不比改革派好，甚至更糟糕，他们在打击政敌上同样不遗余力，同时还缺乏改变现状的精神。北宋的政治更加混乱，直到另一次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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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02年（宋徽宗崇宁元年），皇帝再次找到了改革派，把保守主义者打入禁区。双方的斗争最后耗尽了北宋王朝的元气，不仅无力解决经济问题，就在精神上也趋于分裂，无法抵抗更加凶猛的女真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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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排挤的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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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用主义和复古主义的斗争中，另外有一类人，他们不肯依附于其中的任何一派，试图保持独立性和判断力，结果遭到了双方的打击。这一派人的代表叫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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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年纪比司马光和王安石小十几岁[16]，却继承了更上一代的范仲淹的传统。他一方面不避讳改革，而另一方面又不赞成急功近利的聚敛式改革。在改革思路上，他也继承了范仲淹的想法，并不把为政府征税当作第一位，而是主张政府应该节用，把钱花在刀刃上。对于王安石改革中以敛财为目的的内容，他持反对态度，但对于改革中有助于理顺经济关系的部分，他又是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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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就事论事的态度本来应该是一个人所持的最正确立场，却在当时遭到了两派的反对。人们对于苏轼的文采大都非常赞赏，但他在仕途上却屡遭排挤，在中央闲差和地方小官之间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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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哲学上的另一个特点，是他继承了唐代文人的传统，对儒教并没有特殊的偏好，反而对于佛教和道教充满了向往，希望能够将儒道释综合起来，形成一种宽容的学术氛围。由于力主宽容，他对于道、儒的意见也更加接近于两者的哲学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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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从他的学习过程就可以看出来。他最初学习儒教的经典和史书，对贾谊、陆贽等人非常佩服。到后来读到了《庄子》，感慨地说：我以前心里面有见解，但是说不出来，现在读到这本书，就见到了我的心里话。[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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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道，他并不认同道教所编造的各种神仙体系，而是回归到了道家的原点：无为而治，也就是汉代提倡的黄老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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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于道家的看法，集中反映在碑文《上清储祥宫碑》里。上清宫建于宋太宗时期，在公元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失火，公元1080年（元丰三年）开始重建。最初使用的是皇帝拨款，后来太皇太后曹氏认为不应该动用国家的钱，“民不可劳也。兵不可役也，太司徒钱不可发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变卖自己的财产，才建立起来。苏轼对太皇太后的做法大加赞赏，认为这是既尊重信仰又不连累社会的好办法，并阐述了对于道教的看法。他认为黄老之术才是道家的本源，而所谓的方士之术只不过是道家的末流而已。他希望皇帝能够接纳汉代文景时期的经验，采取黄老之术，清心省事，薄敛缓欲，重新回到不用兵而天下大治的境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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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佛教，他也没有按照印度佛教的本意去理解，而是认为佛教是一种与儒教相通的信仰，只不过儒教管世间，而佛教管出世，至于出世还是入世，两者的法门都是一样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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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通了儒道释之后，苏轼对于政治的看法也相当清楚，就是：收缩官僚权力，简化政治流程，交给民间自己处理事务的权利。这种做法不管是王安石的新党，还是司马光的旧党，以及当时已经悄然兴起的道学家们都无法接受，所以，他注定只是个边缘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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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一生，就反映了他的边缘化。最初，他以文采受到了欧阳修等人的赞赏，似乎前途远大。但他还没有熬到当高官的时候，就碰上了王安石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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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反对新法的急功近利倾向，得罪了王安石，他只好出京到地方任职，历任杭州通判、密州（现山东诸城）知州、徐州知州、湖州知州。在地方任职时，他身体力行帮助百姓解决实际问题，抵消新法带来的危害，仿佛是专门在证明王安石变法的坏处，结果得罪了新党。新党借助他给皇帝上表里面的牢骚话，再加上几首诗，以文字狱给他定罪，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北宋没有杀大臣的传统，但这一次，新党差点将他置于死地，可见新党对于苏轼的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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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神宗死后，宋哲宗即位，王安石的变法以失败告终，上台的是司马光的旧党。最初，司马光以为苏轼是自己人，将他召回中央担任官职。但此时苏轼又主张王安石变法中也有一些积极因素，不应该都废除，应该就事论事，将好的保留。这种意见又给他带来了一大堆敌人。他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是为了做事而做事，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人，用信仰代替了实际的做事，看问题也不是看是否对社会有利，而是看它是否符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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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最终发现无法和他们共事，只好再次要求外调。这一次，他到杭州担任知州。在杭州，他仿佛是为了专门证明王安石变法还是有好的地方，开始兴修水利（王安石变法有“农田水利法”），疏浚西湖，将西湖的淤泥堆积起来成了苏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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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他在地方职务上来回漂泊，担任过颍州（现安徽阜阳）、扬州、定州的知州。这时宋哲宗亲政，再次起用新党，苏轼又成了新党的眼中钉，被贬到了惠阳（现广东惠州），之后又被贬到了海南岛。宋徽宗大赦时，苏轼得以北归，却在北归的途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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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宋代最有文采，也有能力的人几乎在一辈子漂泊中死去。他本人对生活采取了一种豁达的态度，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既不表现出得意，也不表现出失意，只是当作一种生活状态接受下来。虽然他不管在什么环境中都会尽最大努力做出最大的成就，但他的遭遇仍然说明了宋代的问题：在一个过分强调主义的环境中，任何试图撇开主义做实事的人都不会被容忍。苏轼之后，能够生存的，也只有过于现实的实用主义者，以及不着边际的复古主义者这两种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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