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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蔡京，则是实用主义者在北宋的最后代表，就是他彻底毁灭了实用主义者的名声，使得这个派别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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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把蔡京当作奸臣的代表，但实际上，蔡京是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官员。在他上任后，北宋最大的问题仍然是财政收入不足以养活政治体系。而且这个问题更加迫切，已经不再是司马光式的复古主义者能够解决的了，必须依靠实务派来找钱。蔡京作为宰相，自然要把执政的重头戏放在这上面，因此也成了背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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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代人的眼光看，不管是王安石的改革还是蔡京的改革都很现代。直到20世纪，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架构，才有了充分的信用工具来扩张政府财政。但是在宋代，王、蔡两人的改革已经将这些手段都用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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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主要利用政府直接插手经济，而蔡京则主要利用金融工具。他使用的金融工具主要是纸币和盐钞，盐钞实际上相当于一种以盐为抵押品的纸币。这些信用工具出现在宋代，绝对是革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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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有到了现代，人们才会明白，当政府手中掌握了操控经济的手段，它就必然使用这些手段来为自己牟利。在西方，人们在把这些手段交给政府时，也会通过立法制定一系列的限制，防止政府滥用。但在宋代，防止政府滥用的立法不会也不可能出现，所以政府在缺钱时必然将其用过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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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蔡京发现盐钞的发行可以为政府筹集款项，或者印钞票可以解决政府财政问题时，必然会发行过量的盐钞和纸币，最终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扰乱了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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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末年的社会紊乱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北宋无力对抗金兵的入侵，灭亡了。北宋的灭亡给了复古派足够的口实，仿佛这一切都是新党造成的。但即使没有新党，财政不足、官僚系统扩张等的问题依然存在，需要人去解决。新党虽然失败，但他们还是敢于面对问题，去提出解决思路的。更糟糕的旧党却连问题的存在都不承认，或者认为，依靠回归古代的儒教传统，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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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已经彻底败坏了实用主义的名声，到了南宋时期，实用主义的一支已经萎缩到了微不足道，让位给了高谈阔论的复古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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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浙江南部地区的永嘉（属于温州）和永康（属于金华），却产生了实用主义的一个小小分支——事功主义。这个分支的代表人物是陈亮和叶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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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实用主义与北宋的实用主义不同，北宋的实用主义是与内部治理（特别是经济事务）相结合的，不管是范仲淹还是王安石、蔡京，都是以改革和解决政府治理、财政问题为导向。而到了南宋，实用主义却是和军事相结合的，所有的实用主义几乎都是主战派，他们的出发点就是为了收复中原，必须做出改变，改善政治治理，加强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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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亮在上奏皇帝的书信中把那些复古主义的道学家骂得一塌糊涂，说他们都是些不知痛痒的人，当皇帝都被抓走两个之后，还在那儿低头拱手谈性命之学。[20]他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声称自己墨翟、杨朱、子贡、子思都采纳，不在乎是儒是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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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亮一生以教学为主，参与政治的机会不多。而叶适则是一个政治的参与者。在南宋韩侂胄北伐中，叶适是个积极的推动者，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最终北伐失败，韩侂胄被皇帝杀掉，叶适也成为替罪羊下野。[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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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实用主义者，叶适认为儒教经典也不必尽信，对于道学提出的道统，他也认为荒谬，而是希望综合一切有用的学问，不要故步自封在小圈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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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管是陈亮还是叶适都已经无法撼动南宋道学的地位，虽然中间有曲折，但是道学经过了北宋的奠基，到了南宋时期已经枝繁叶茂，绑架了中国未来数百年的思想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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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版业看政府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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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还是另一个传统的开始：对出版业的控制。我们不妨看一看这个近千年前的出版控制如何产生，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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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55年（宋仁宗至和二年），欧阳修给皇帝写了一封奏章。奏章中谈到了对于出版控制的问题。他说，最近首都开封（汴京）出现了一本书，名叫《宋文》。这本书开头第一篇文章是新任宰相（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富弼写的，名叫《让官表》。因为这篇文章，欧阳修认为这本书应该禁止，他建议政府到印刷厂将书的雕版烧掉，并严格执法。以后，如果再有私自不经政府核准就印书卖书的，都要狠狠地打击，严厉地惩罚，鼓励告发，给予奖励。[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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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本人就是一位有名的文学家，居宋六家之首。他本人的大名就得益于宋代的印刷革命，使得文章广泛传播。那么，为什么富弼的文章会引起他的重视，不惜焚书呢？这就要从当时的历史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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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阳修写这封信的十七年前，公元1038年（宋仁宗宝元元年），西夏和宋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西夏多次打败宋军，到最后，北宋不得不与西夏议和，支付岁币。同时辽国也要求北宋增加岁币，否则就进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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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了纠纷，宋朝需要派一个使者，去辽国谈判，改定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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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宋朝的官员来说，出使辽国是非常有风险的，没有人能预期辽国的胃口有多大，就算能活着回来，也会因为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落得一身骂名。此时是宰相吕夷简掌权，他与富弼不和，就趁这个机会推荐富弼去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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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富弼不仅没有死，反而不辱使命，以较小的代价与辽国签订了和约，每年增加岁贡银十万两，绢十万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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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弼回到开封后，皇帝因为他出使的功劳，要给他加官，授予枢密直学士、翰林学士，富弼连忙推辞。后来又要授予他枢密副使，富弼只好上表说：契丹已经结盟，大家就认为没有事了，但未来万一契丹毁约，我就算死了也是罪过。陛下就不要再把这当喜事给我升官了（这是侮辱不是光荣），而是应该卧薪尝胆，把国家搞好。[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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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有这么多耻辱的事情做铺垫，所以，富弼的《让官表》就如宋朝的一道伤疤，提起这篇文字来不得不提政府的军事无能和外交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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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恰好，公元1055年，富弼刚被皇帝授予宰相的职位，坊间的人们消息灵通，立即将富弼当作活广告，把他的文章放在了出版物的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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