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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蔡京,则是实用主义者在北宋的最后代表,就是他彻底毁灭了实用主义者的名声,使得这个派别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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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把蔡京当作奸臣的代表,但实际上,蔡京是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官员。在他上任后,北宋最大的问题仍然是财政收入不足以养活政治体系。而且这个问题更加迫切,已经不再是司马光式的复古主义者能够解决的了,必须依靠实务派来找钱。蔡京作为宰相,自然要把执政的重头戏放在这上面,因此也成了背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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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代人的眼光看,不管是王安石的改革还是蔡京的改革都很现代。直到20世纪,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架构,才有了充分的信用工具来扩张政府财政。但是在宋代,王、蔡两人的改革已经将这些手段都用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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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主要利用政府直接插手经济,而蔡京则主要利用金融工具。他使用的金融工具主要是纸币和盐钞,盐钞实际上相当于一种以盐为抵押品的纸币。这些信用工具出现在宋代,绝对是革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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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有到了现代,人们才会明白,当政府手中掌握了操控经济的手段,它就必然使用这些手段来为自己牟利。在西方,人们在把这些手段交给政府时,也会通过立法制定一系列的限制,防止政府滥用。但在宋代,防止政府滥用的立法不会也不可能出现,所以政府在缺钱时必然将其用过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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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蔡京发现盐钞的发行可以为政府筹集款项,或者印钞票可以解决政府财政问题时,必然会发行过量的盐钞和纸币,最终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扰乱了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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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末年的社会紊乱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北宋无力对抗金兵的入侵,灭亡了。北宋的灭亡给了复古派足够的口实,仿佛这一切都是新党造成的。但即使没有新党,财政不足、官僚系统扩张等的问题依然存在,需要人去解决。新党虽然失败,但他们还是敢于面对问题,去提出解决思路的。更糟糕的旧党却连问题的存在都不承认,或者认为,依靠回归古代的儒教传统,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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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已经彻底败坏了实用主义的名声,到了南宋时期,实用主义的一支已经萎缩到了微不足道,让位给了高谈阔论的复古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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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浙江南部地区的永嘉(属于温州)和永康(属于金华),却产生了实用主义的一个小小分支——事功主义。这个分支的代表人物是陈亮和叶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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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实用主义与北宋的实用主义不同,北宋的实用主义是与内部治理(特别是经济事务)相结合的,不管是范仲淹还是王安石、蔡京,都是以改革和解决政府治理、财政问题为导向。而到了南宋,实用主义却是和军事相结合的,所有的实用主义几乎都是主战派,他们的出发点就是为了收复中原,必须做出改变,改善政治治理,加强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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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亮在上奏皇帝的书信中把那些复古主义的道学家骂得一塌糊涂,说他们都是些不知痛痒的人,当皇帝都被抓走两个之后,还在那儿低头拱手谈性命之学。[20]他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声称自己墨翟、杨朱、子贡、子思都采纳,不在乎是儒是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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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亮一生以教学为主,参与政治的机会不多。而叶适则是一个政治的参与者。在南宋韩侂胄北伐中,叶适是个积极的推动者,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最终北伐失败,韩侂胄被皇帝杀掉,叶适也成为替罪羊下野。[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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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实用主义者,叶适认为儒教经典也不必尽信,对于道学提出的道统,他也认为荒谬,而是希望综合一切有用的学问,不要故步自封在小圈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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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管是陈亮还是叶适都已经无法撼动南宋道学的地位,虽然中间有曲折,但是道学经过了北宋的奠基,到了南宋时期已经枝繁叶茂,绑架了中国未来数百年的思想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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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版业看政府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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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还是另一个传统的开始:对出版业的控制。我们不妨看一看这个近千年前的出版控制如何产生,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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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55年(宋仁宗至和二年),欧阳修给皇帝写了一封奏章。奏章中谈到了对于出版控制的问题。他说,最近首都开封(汴京)出现了一本书,名叫《宋文》。这本书开头第一篇文章是新任宰相(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富弼写的,名叫《让官表》。因为这篇文章,欧阳修认为这本书应该禁止,他建议政府到印刷厂将书的雕版烧掉,并严格执法。以后,如果再有私自不经政府核准就印书卖书的,都要狠狠地打击,严厉地惩罚,鼓励告发,给予奖励。[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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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本人就是一位有名的文学家,居宋六家之首。他本人的大名就得益于宋代的印刷革命,使得文章广泛传播。那么,为什么富弼的文章会引起他的重视,不惜焚书呢?这就要从当时的历史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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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阳修写这封信的十七年前,公元1038年(宋仁宗宝元元年),西夏和宋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西夏多次打败宋军,到最后,北宋不得不与西夏议和,支付岁币。同时辽国也要求北宋增加岁币,否则就进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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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了纠纷,宋朝需要派一个使者,去辽国谈判,改定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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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宋朝的官员来说,出使辽国是非常有风险的,没有人能预期辽国的胃口有多大,就算能活着回来,也会因为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落得一身骂名。此时是宰相吕夷简掌权,他与富弼不和,就趁这个机会推荐富弼去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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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富弼不仅没有死,反而不辱使命,以较小的代价与辽国签订了和约,每年增加岁贡银十万两,绢十万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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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弼回到开封后,皇帝因为他出使的功劳,要给他加官,授予枢密直学士、翰林学士,富弼连忙推辞。后来又要授予他枢密副使,富弼只好上表说:契丹已经结盟,大家就认为没有事了,但未来万一契丹毁约,我就算死了也是罪过。陛下就不要再把这当喜事给我升官了(这是侮辱不是光荣),而是应该卧薪尝胆,把国家搞好。[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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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有这么多耻辱的事情做铺垫,所以,富弼的《让官表》就如宋朝的一道伤疤,提起这篇文字来不得不提政府的军事无能和外交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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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恰好,公元1055年,富弼刚被皇帝授予宰相的职位,坊间的人们消息灵通,立即将富弼当作活广告,把他的文章放在了出版物的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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