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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版业看政府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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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还是另一个传统的开始:对出版业的控制。我们不妨看一看这个近千年前的出版控制如何产生,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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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55年(宋仁宗至和二年),欧阳修给皇帝写了一封奏章。奏章中谈到了对于出版控制的问题。他说,最近首都开封(汴京)出现了一本书,名叫《宋文》。这本书开头第一篇文章是新任宰相(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富弼写的,名叫《让官表》。因为这篇文章,欧阳修认为这本书应该禁止,他建议政府到印刷厂将书的雕版烧掉,并严格执法。以后,如果再有私自不经政府核准就印书卖书的,都要狠狠地打击,严厉地惩罚,鼓励告发,给予奖励。[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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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本人就是一位有名的文学家,居宋六家之首。他本人的大名就得益于宋代的印刷革命,使得文章广泛传播。那么,为什么富弼的文章会引起他的重视,不惜焚书呢?这就要从当时的历史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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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阳修写这封信的十七年前,公元1038年(宋仁宗宝元元年),西夏和宋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西夏多次打败宋军,到最后,北宋不得不与西夏议和,支付岁币。同时辽国也要求北宋增加岁币,否则就进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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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了纠纷,宋朝需要派一个使者,去辽国谈判,改定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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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宋朝的官员来说,出使辽国是非常有风险的,没有人能预期辽国的胃口有多大,就算能活着回来,也会因为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落得一身骂名。此时是宰相吕夷简掌权,他与富弼不和,就趁这个机会推荐富弼去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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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富弼不仅没有死,反而不辱使命,以较小的代价与辽国签订了和约,每年增加岁贡银十万两,绢十万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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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弼回到开封后,皇帝因为他出使的功劳,要给他加官,授予枢密直学士、翰林学士,富弼连忙推辞。后来又要授予他枢密副使,富弼只好上表说:契丹已经结盟,大家就认为没有事了,但未来万一契丹毁约,我就算死了也是罪过。陛下就不要再把这当喜事给我升官了(这是侮辱不是光荣),而是应该卧薪尝胆,把国家搞好。[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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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有这么多耻辱的事情做铺垫,所以,富弼的《让官表》就如宋朝的一道伤疤,提起这篇文字来不得不提政府的军事无能和外交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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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恰好,公元1055年,富弼刚被皇帝授予宰相的职位,坊间的人们消息灵通,立即将富弼当作活广告,把他的文章放在了出版物的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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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政府发现原来出版革命真是件令人烦恼的破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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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之前,统治者对于书籍的苦恼没有这么多。秦始皇嫌书太多,只需一烧了之,就防止了信息的传播。那时人们还使用竹简和手工抄书,成本昂贵,效率低下,所以,书籍的传播功能是非常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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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代,虽然已经有了雕版印刷,但出版物在民间的传播力度仍然不够。由于采用雕版技术,也就是在整块木板上将文字和图画一次性雕刻上去,雕工的成本很高,如果印数不够的话,就无法回本。唐代的印刷局限在文人圈子里,或者佛经等可以大批量销售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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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手工业作坊以官办为主,也限制了经济的繁荣程度。直到唐末,雕版印刷才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只是这时皇朝就到了结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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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由于私人手工业的发展,经济呈现出极度的繁荣,随着造纸、雕版技术更加规模化,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传媒革命开始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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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革命在政府和私人两个层面上都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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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利用雕版印刷了大量经学、史籍,形成了官方的话语权。另外,自从有了雕版之后,方便了钞票的产生。宋代的钞票叫作交子,由于交子的印刷量大,要求高,政府采用了铜板雕刻技术,用当时最先进的工艺来生产,避免人们的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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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府层面之外,大量的私人书商更成了革命的主角,他们除了仍然印刷唐代的佛经之外,还印刷医书、历书、占卜书等,这些书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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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重要的是,随着受教育层面的扩大,文学书籍也在民间变得有利可图,使得文化的传播呈现爆炸的局面。原来,劳动人民只能靠口口相传来解决文化需求,现在即便普通人也可以拿着书籍来获得知识。比如,主张禁书的欧阳修就受益于这场革命,在他小时候,曾经从别人家的废书筐中找到了唐代韩愈的遗稿《昌黎先生文集》,脑筋随之开窍,继承韩愈的传统发扬古文,终成大家。[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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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已经在全国产生了许多有名的文化中心。除了首都开封和行在(临时首都)临安(杭州)之外,两浙路、福建路、成都府也都是有名的印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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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都,政府的势力太大,所以还以官方出版为中心。而在两浙,私人资本发达,则已经成了私人的天下,甚至政府都不得不把一部分书放到私人工厂里去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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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都、福建由于地处遥远,更是摆脱了政府的控制。按照当时的标准,这里的书籍质量并不高,与宫廷本相比显得有些粗制滥造。但它们价格便宜,很适合民间普及,于是,在民间需求的刺激下,很快遍布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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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普通书之外,私人书籍还善于发现任何的机会,比如,文人科考时做的小抄也是从这时开始发展,这种书必须足够小,字体如同苍蝇腿。但只要有需求,没有人办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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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版革命的刺激之下,人们的文化水平迅速提高。然而就在这时,政府的担心却越来越重,即便是欧阳修这样的开明人士,也开始担心书籍的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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