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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版业看政府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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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还是另一个传统的开始：对出版业的控制。我们不妨看一看这个近千年前的出版控制如何产生，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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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55年（宋仁宗至和二年），欧阳修给皇帝写了一封奏章。奏章中谈到了对于出版控制的问题。他说，最近首都开封（汴京）出现了一本书，名叫《宋文》。这本书开头第一篇文章是新任宰相（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富弼写的，名叫《让官表》。因为这篇文章，欧阳修认为这本书应该禁止，他建议政府到印刷厂将书的雕版烧掉，并严格执法。以后，如果再有私自不经政府核准就印书卖书的，都要狠狠地打击，严厉地惩罚，鼓励告发，给予奖励。[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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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本人就是一位有名的文学家，居宋六家之首。他本人的大名就得益于宋代的印刷革命，使得文章广泛传播。那么，为什么富弼的文章会引起他的重视，不惜焚书呢？这就要从当时的历史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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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阳修写这封信的十七年前，公元1038年（宋仁宗宝元元年），西夏和宋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西夏多次打败宋军，到最后，北宋不得不与西夏议和，支付岁币。同时辽国也要求北宋增加岁币，否则就进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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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了纠纷，宋朝需要派一个使者，去辽国谈判，改定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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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宋朝的官员来说，出使辽国是非常有风险的，没有人能预期辽国的胃口有多大，就算能活着回来，也会因为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落得一身骂名。此时是宰相吕夷简掌权，他与富弼不和，就趁这个机会推荐富弼去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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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富弼不仅没有死，反而不辱使命，以较小的代价与辽国签订了和约，每年增加岁贡银十万两，绢十万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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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弼回到开封后，皇帝因为他出使的功劳，要给他加官，授予枢密直学士、翰林学士，富弼连忙推辞。后来又要授予他枢密副使，富弼只好上表说：契丹已经结盟，大家就认为没有事了，但未来万一契丹毁约，我就算死了也是罪过。陛下就不要再把这当喜事给我升官了（这是侮辱不是光荣），而是应该卧薪尝胆，把国家搞好。[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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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有这么多耻辱的事情做铺垫，所以，富弼的《让官表》就如宋朝的一道伤疤，提起这篇文字来不得不提政府的军事无能和外交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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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恰好，公元1055年，富弼刚被皇帝授予宰相的职位，坊间的人们消息灵通，立即将富弼当作活广告，把他的文章放在了出版物的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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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政府发现原来出版革命真是件令人烦恼的破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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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之前，统治者对于书籍的苦恼没有这么多。秦始皇嫌书太多，只需一烧了之，就防止了信息的传播。那时人们还使用竹简和手工抄书，成本昂贵，效率低下，所以，书籍的传播功能是非常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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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代，虽然已经有了雕版印刷，但出版物在民间的传播力度仍然不够。由于采用雕版技术，也就是在整块木板上将文字和图画一次性雕刻上去，雕工的成本很高，如果印数不够的话，就无法回本。唐代的印刷局限在文人圈子里，或者佛经等可以大批量销售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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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手工业作坊以官办为主，也限制了经济的繁荣程度。直到唐末，雕版印刷才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只是这时皇朝就到了结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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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由于私人手工业的发展，经济呈现出极度的繁荣，随着造纸、雕版技术更加规模化，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传媒革命开始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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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革命在政府和私人两个层面上都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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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利用雕版印刷了大量经学、史籍，形成了官方的话语权。另外，自从有了雕版之后，方便了钞票的产生。宋代的钞票叫作交子，由于交子的印刷量大，要求高，政府采用了铜板雕刻技术，用当时最先进的工艺来生产，避免人们的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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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府层面之外，大量的私人书商更成了革命的主角，他们除了仍然印刷唐代的佛经之外，还印刷医书、历书、占卜书等，这些书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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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重要的是，随着受教育层面的扩大，文学书籍也在民间变得有利可图，使得文化的传播呈现爆炸的局面。原来，劳动人民只能靠口口相传来解决文化需求，现在即便普通人也可以拿着书籍来获得知识。比如，主张禁书的欧阳修就受益于这场革命，在他小时候，曾经从别人家的废书筐中找到了唐代韩愈的遗稿《昌黎先生文集》，脑筋随之开窍，继承韩愈的传统发扬古文，终成大家。[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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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已经在全国产生了许多有名的文化中心。除了首都开封和行在（临时首都）临安（杭州）之外，两浙路、福建路、成都府也都是有名的印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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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都，政府的势力太大，所以还以官方出版为中心。而在两浙，私人资本发达，则已经成了私人的天下，甚至政府都不得不把一部分书放到私人工厂里去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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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都、福建由于地处遥远，更是摆脱了政府的控制。按照当时的标准，这里的书籍质量并不高，与宫廷本相比显得有些粗制滥造。但它们价格便宜，很适合民间普及，于是，在民间需求的刺激下，很快遍布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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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普通书之外，私人书籍还善于发现任何的机会，比如，文人科考时做的小抄也是从这时开始发展，这种书必须足够小，字体如同苍蝇腿。但只要有需求，没有人办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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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版革命的刺激之下，人们的文化水平迅速提高。然而就在这时，政府的担心却越来越重，即便是欧阳修这样的开明人士，也开始担心书籍的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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