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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清两代，随着集权主义达到鼎盛，终于开始对异端大肆屠戮，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冤案和文字狱。到了这时，中国曾经出现过的那次出版革命彻底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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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镇压，明清时代的思想控制术也达到了顶峰。皇帝在禁书的同时，会发现出版业也在跟着自己的旗杆转，由于印刷违禁书籍要掉脑袋，出版商开始自我审查，主动帮助皇帝过滤他不喜欢的内容。而皇帝喜欢的书则立刻大量印刷，铺天盖地。于是，市场的选择渐渐被统治者的口味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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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皇帝把四书五经和朱熹定成入仕的标准之后，大量的应考书籍、辅导书籍也应运而生，形成了对人们思想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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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清时代，出版业的发展不仅没有成为人类摆脱思想束缚的契机，反而被统治者利用起来，将更多的人纳入受奴役的轨道，进行庞大的集体格式化，制造了大批的书呆子和蠢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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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禁书之时，却没有想到会有人弯道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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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明朝建立八十年后，西方的出版家古登堡也终于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他的发明时间比中国人晚，但起到的作用却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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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所料，古登堡的发明也在西方引起了一场出版革命，人们可以以较为低廉的价格获得图书，开始了知识传播加速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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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相同的是，出版革命在西方的统治者中也带来了恐慌，他们纷纷对市场进行干涉，试图禁止不喜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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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的统治者们却无力扼杀这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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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的大一统不同，西方存在着许多个统治者，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控全局，作家和文人总能找到一个他们管不到的角落来印刷书籍。伏尔泰在法国不受欢迎，有神圣罗马帝国和北欧诸国欢迎他。马丁·路德的批评被教皇咒骂，却受到了后来成为新教徒的人的欢迎。当亨利排斥胡格诺教徒，荷兰人大喜过望，虚席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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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趣的是，一本书在一个地方被禁止，往往意味着在其他地方有更好的销量，出版商们反而利用了这样的机会赚了大钱，更乐于帮助那些异端思想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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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些反叛的知识阶层崛起，出版和言论自由作为一种原则，先是被少数人宣扬，后来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到最后，统治者不得不做出妥协，承认这个原则。当人心已经慢慢被转变，普遍接受新的原则时，出版革命被固定了下来，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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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贵的是，当知识引起的好奇心在人世传播，会激励起人们更大的好奇心，向外探索的冲动就在这种好奇心中萌发。不管是文艺复兴，还是大航海，都与人们好奇心被激发有着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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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中西方差距最大的年代不是汉唐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时代，而是宋代。在汉朝时期，西方的古罗马帝国也达全盛。唐朝时期西方虽然已经进入黑暗时代，但唐朝由于土地和户籍问题的拖累，工商业的发展一直没有摆脱完全的羁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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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代，工商业的发展才达到巅峰，而西方仍然在中世纪里苦苦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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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宋代已经成了一个繁荣社会的尾声。随后，西方的知识储备越来越丰富，而东方却始终在九本书的阴影里打转。而最根本的分歧，在于是否给人以自由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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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宋史·王安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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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临川先生文集·卷六九·取材》：“所谓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辞而已，必也通古今，习礼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张，然后施之职事，则以详平政体，有大议论，使以古今参之是也。所谓诸生者，不独取训习句读而已，必也习典礼，明制度，臣主威仪，时政沿袭，然后施之职事，则以缘饰治道，有大议论，则以经术断之是也。以今准古，今之进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经学，古之儒生也。然其策进士，则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策经学者，徒以记问为能，不责大义，类皆蒙鄙者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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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神宗熙宁四年》：“明经及诸科欲行废罢，取元解明经人数增解进士，及更俟一次科场，不许诸科新人应举，渐令改习进士。仍于京东、陕西、河东、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学官，使之教导。其礼部所增进士奏名，止取五路进士充数，所贵合格者多，可以诱诸科向习进士。今定贡举新制，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并大义十道，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次论一首，次时务策三道，礼部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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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宋史·范仲淹传》《宋史·富弼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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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资治通鉴》由保守派领军人物司马光领衔，《新唐书》由保守派大将欧阳修领衔，《新五代史》则是欧阳修的私撰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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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见《宋史·夏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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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见《宋史·仁宗纪》《宋史·富弼传》《宋史·食货志下一（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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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见《范文正奏议·答手诏条陈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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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具体内容参见本书作者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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