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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的理论试图用数字来解释万物，进行推演，是周敦颐无极—太极—两仪—五行的复杂化。从太极生出两仪，这里的两仪是“动”和“静”，从动和静，又生出了四象（柔、刚、阴、阳），从柔刚阴阳又生出了八卦，即太柔、太刚、少柔、少刚、少阴、少阳、太阴、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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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二四八”的数字又对应于真实世界中存在的不同事物，比如，四象对应于“日月星辰”和“水火土石”，而八卦则对应于“雨风露雷、夜昼、寒暑、走兽飞禽、草木、体形情性、声色味气、口鼻耳目”这八种自然属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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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样的附会，就可以通过八卦进行推演，邵雍认为宇宙真理的极致，就是用这些概念可以推演世间的万事万物，获得完美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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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邵雍这样对数字痴迷的人之外，张载对于道学的最大贡献则是他对人类社会伦理的系统化。后来的道学家之所以特别推崇他，大多是因为一篇小小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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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曾经在他书室的东窗上写了一篇小文叫《砭愚》，在西窗上写了一篇《订顽》，后来这两篇改名为《东铭》和《西铭》。而《西铭》一篇由于说明了人类社会的伦理而受到了道学家的推崇，可以和周敦颐的宇宙论互为补充，产生一个既包括宇宙也包括人间的完整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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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认为：乾、天、父是同一个概念，坤、地、母是另一个概念，人类就是天地父母所生，居于中间。天地之中是人类的“体”，而天地之帅是人类的性情。所以，人民是我的同胞，而万物则是我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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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张载就把人间和天地（自然界）打通了，认为世间万物都是一家子。所谓皇帝（大君），就是天地的宗子，而大臣就是宗子的家臣。在这一家子当中，人们应该尊老爱幼，崇圣敬贤，照顾那些需要照顾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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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敦颐、张载和邵雍三家之中，朱熹虽然都认为他们进入了道统谱系，但对待他们三人的学问又是有区别的，其中周敦颐被认为是继承了孔孟嫡传的人，而张载则由于生活在陕西地区，与北宋主要学术区域中原有距离，被朱熹认为与“宇宙真理”较为疏远一些。至于邵雍一系，由于他过于痴迷于术数，又更加疏远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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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家之外，北宋还有司马光和苏轼两家，司马光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解读现实，而苏轼则试图融合儒道释三家。道学家们和司马光很亲近，因为他们共同反对王安石变法，却对司马光的学问带着轻视，虽然从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来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要比他们的道学著作更加著名也更加有价值。而对苏轼，道学家们大都认为这是一个异类而加以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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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时期，还有两个道学家最为推崇的人，他们是程颢和程颐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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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吹捧的“道统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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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88年（宋哲宗元祐三年），随着王安石新政被废除，司马光等反对新政的人得到了重用。在这一批大臣之中，还有一位道学家混迹其中，他就是程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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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此时已经年过五十，被授予了崇政殿说书的职位。在此之前，人们屡屡推荐他，却都没有被重用，直到这一次，在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的极力推荐下，并说他爱好古代、安贫守节，是圣世的逸民，等等，最终皇帝终于给了他服务朝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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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之所以如此推崇他，是因为司马光在被王安石排挤后退居洛阳时，和当地的文人接触甚密。而程颐和他的哥哥程颢当时就在洛阳教书。当司马光执政后，程颢已经去世了，弟弟程颐也就受到了司马光等人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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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颢死前已经是中原的文人领袖之一，由于他门徒众多，且不少人当官，影响力颇大。但是，在程颢死前，人们虽然认为他影响力很大，却并不把他当作唯一的道学家。在他死后，他的名声反而越来越大，因为有人把他列入了“道统”谱系，号称：周公死后，圣人之道就不再通行，而孟子死后，圣人之道连传人都没有了，人们糊里糊涂过了一千多年，才突然出了个程圣人，这个程圣人继承了孟子，开创了当代圣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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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之所以有影响力，是因为一旦一个人说过之后，就有越来越多的人重复，直到最后把它当作了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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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一个说这话的人，就是程颐。[11]结果，程颐不仅把哥哥捧上了天，而他本人也继承了哥哥的道统，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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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成为大臣后，果然起到了发扬道学的作用。他穿着庄重，带着面瘫的表情，总是不断地施加影响力。一天，皇帝在宫中盥洗，发现有只蚂蚁，怕把蚂蚁弄伤了，故意避开。这件事被程颐知道了，他连忙问皇帝有没有这件事，皇帝回答有，是怕伤了蚂蚁。程颐连忙说：这就对啦，你不伤蚂蚁这件事，就是所谓的“道”，如果把这个“道”推到整个世界，你就是最佳帝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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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皇帝凭栏观望时，随手想折一枝柳枝，程颐却劝阻说：现在是春天，是万物生长和谐共处的时候，你折了这个树枝，就是伤了天地的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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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的劝谏总是充满了这类“心灵鸡汤”，却对治理国家的实务经验一窍不通，结果受到了某些人的嘲笑。嘲笑最厉害的，就是刚刚被调回京城的翰林学士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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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程颐的道学相比，苏轼更看重治国的实际能力，对于板着脸说话不感兴趣，程颐的面瘫自然也成了他嘲笑的对象，那些所谓的心灵鸡汤自然也不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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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程颐的推荐人司马光死了，那一天恰好也有一场庆典活动，百官不得不首先参加庆典，然后再相约一起去吊唁司马光。就在大家都准备出发时，突然间程颐板着脸跳了出来，说不能这样做。众人问为什么，程颐找出古书来一板一眼地说：这是孔夫子的规矩，他如果当天哭过（有悲伤的事情），就不再唱歌（参加喜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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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程颐的话，人们纷纷开始调侃他，有的人说：孔夫子当天哭过就不唱歌，可是我们是先唱歌再去哭，和孔夫子的情况正反过来，怕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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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说的还是苏轼，他说：这种破礼仪一定是当初叔孙通那个死鬼定的！[12]孔子是通人情的，怎么会定这种乱七八糟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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