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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敦颐、张载和邵雍三家之中，朱熹虽然都认为他们进入了道统谱系，但对待他们三人的学问又是有区别的，其中周敦颐被认为是继承了孔孟嫡传的人，而张载则由于生活在陕西地区，与北宋主要学术区域中原有距离，被朱熹认为与“宇宙真理”较为疏远一些。至于邵雍一系，由于他过于痴迷于术数，又更加疏远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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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家之外，北宋还有司马光和苏轼两家，司马光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解读现实，而苏轼则试图融合儒道释三家。道学家们和司马光很亲近，因为他们共同反对王安石变法，却对司马光的学问带着轻视，虽然从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来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要比他们的道学著作更加著名也更加有价值。而对苏轼，道学家们大都认为这是一个异类而加以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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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时期，还有两个道学家最为推崇的人，他们是程颢和程颐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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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吹捧的“道统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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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88年（宋哲宗元祐三年），随着王安石新政被废除，司马光等反对新政的人得到了重用。在这一批大臣之中，还有一位道学家混迹其中，他就是程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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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此时已经年过五十，被授予了崇政殿说书的职位。在此之前，人们屡屡推荐他，却都没有被重用，直到这一次，在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的极力推荐下，并说他爱好古代、安贫守节，是圣世的逸民，等等，最终皇帝终于给了他服务朝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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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之所以如此推崇他，是因为司马光在被王安石排挤后退居洛阳时，和当地的文人接触甚密。而程颐和他的哥哥程颢当时就在洛阳教书。当司马光执政后，程颢已经去世了，弟弟程颐也就受到了司马光等人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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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颢死前已经是中原的文人领袖之一，由于他门徒众多，且不少人当官，影响力颇大。但是，在程颢死前，人们虽然认为他影响力很大，却并不把他当作唯一的道学家。在他死后，他的名声反而越来越大，因为有人把他列入了“道统”谱系，号称：周公死后，圣人之道就不再通行，而孟子死后，圣人之道连传人都没有了，人们糊里糊涂过了一千多年，才突然出了个程圣人，这个程圣人继承了孟子，开创了当代圣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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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之所以有影响力，是因为一旦一个人说过之后，就有越来越多的人重复，直到最后把它当作了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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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一个说这话的人，就是程颐。[11]结果，程颐不仅把哥哥捧上了天，而他本人也继承了哥哥的道统，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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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成为大臣后，果然起到了发扬道学的作用。他穿着庄重，带着面瘫的表情，总是不断地施加影响力。一天，皇帝在宫中盥洗，发现有只蚂蚁，怕把蚂蚁弄伤了，故意避开。这件事被程颐知道了，他连忙问皇帝有没有这件事，皇帝回答有，是怕伤了蚂蚁。程颐连忙说：这就对啦，你不伤蚂蚁这件事，就是所谓的“道”，如果把这个“道”推到整个世界，你就是最佳帝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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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皇帝凭栏观望时，随手想折一枝柳枝，程颐却劝阻说：现在是春天，是万物生长和谐共处的时候，你折了这个树枝，就是伤了天地的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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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的劝谏总是充满了这类“心灵鸡汤”，却对治理国家的实务经验一窍不通，结果受到了某些人的嘲笑。嘲笑最厉害的，就是刚刚被调回京城的翰林学士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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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程颐的道学相比，苏轼更看重治国的实际能力，对于板着脸说话不感兴趣，程颐的面瘫自然也成了他嘲笑的对象，那些所谓的心灵鸡汤自然也不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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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程颐的推荐人司马光死了，那一天恰好也有一场庆典活动，百官不得不首先参加庆典，然后再相约一起去吊唁司马光。就在大家都准备出发时，突然间程颐板着脸跳了出来，说不能这样做。众人问为什么，程颐找出古书来一板一眼地说：这是孔夫子的规矩，他如果当天哭过（有悲伤的事情），就不再唱歌（参加喜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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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程颐的话，人们纷纷开始调侃他，有的人说：孔夫子当天哭过就不唱歌，可是我们是先唱歌再去哭，和孔夫子的情况正反过来，怕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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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说的还是苏轼，他说：这种破礼仪一定是当初叔孙通那个死鬼定的！[12]孔子是通人情的，怎么会定这种乱七八糟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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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程颐的党徒开始排挤苏轼，但最终却导致了程颐的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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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和程颐的争议，可以看成是道学派和实务派之间的争议，苏轼主张世俗化，对于实际问题实际处理，不要动不动就上升到道德或者理论高度。而程颐则认为，不管什么事情，大到治理国家，小到吃饭拉屎，必须首先高屋建瓴看到事情的实质，再进行选择。但他对于理论高度的把握由于过高，往往忽略了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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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强调自己理论的重要性，程氏兄弟认为，天下的学者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文士”“讲师”和“知道者”。文士，指的是能文的人，也就是精通除了道学之外文化的人，自然与程颐争执的苏轼会被划成这一类，这一类是学者的最低级类。讲师，指的是阅读儒经、进行训诂的人，这一类人已经懂得儒经，却并不了解儒经背后的深意，按照划分，宋代以前的儒家学者，以及宋代不属于二程流派的儒家学者（比如王安石、司马光等人）都会被划归这一类。最后一类是所谓“懂得道的人”，这一类人自然也就是程氏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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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了“道”，程氏门徒就进入了另一个境界，在这个境界之中，人们首先想的不是实际问题，而是根据世间的事物，首先寻求它们背后的“道”“天理”，在找到天理之前，人们是没有资格谈论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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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氏的划分中，政治是外，天理是内，求学必须求之于内，而不能求之于外。所以，考察政治得失，在于考察人的道德，人的道德又在于是否符合天理。通过这样的约束，理学就带上了深深的形而上的味道，放弃了对实际世界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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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知道了这个框架，才明白宋代的理学为什么深深地走入了封闭的圈子，它的门徒忙不迭追究所谓天理，却忽视了人间的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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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后期一直处于外部环境的逐渐恶化之中，为了应付这样的恶化，北宋王朝想出了种种办法来增加财政，直到引起了社会崩溃。而另一方面，更多的士大夫却一直处于观望、唱高调和幸灾乐祸之中，他们由于受到了蔡京等人的排挤，也乐于看着皇帝越来越捉襟见肘地应付着局势，直到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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