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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儒将这个体系的核心放在了“天人感应”上,而宋儒将这个体系的核心定在了“天理”上。也就是整个世界都是在一套由“理”概括的规矩中运行,从天地自然到人类社会都必须遵守这套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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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理”?最早的“理”就由周敦颐概括。后来的朱熹总结北宋理学时,提到了五位“先知”,认为道统在孟子之后就中断了,但是到了宋代,道统重新恢复,而继承了孟子的道统的第一人,就是周敦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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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道统的叙述让人想到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承,在犹太教信仰中有无数的先知,而早期基督教认为,耶稣就是继承了这个先知“道统”的最后一个先知,但随着基督教的正规化,耶稣被提到了“上帝之子”的地位,也就脱离了普通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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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也继承了这个先知体系,认为亚伯拉罕、大卫、耶稣等都是先知,而穆罕默德则是最后一位先知。到了什叶派,虽然没有了先知的名目,却又发明出一个“伊玛目”,认为伊玛目继承了先知的精神和知识,继续指导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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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的道统体系也是如此,最初韩愈认为先知从历代早期君王传到孔子,而孔子是一个特殊的先知,有着耶稣的地位。韩愈将道统延续到孟子。而宋代的新宗教则把先知的谱系又续上了,延续到了周敦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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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概括的“理”的内容,在一篇叫作《太极图说》的小短文中,这篇文章只有二百多字,却是宋代人对于自然、社会的最高认识成就。虽然以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这样的认识近乎荒谬,但在宋代却是最先进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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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认为,世界最高的主宰是“太极”,太极由“无极”而生。太极处于运动之中,就生出了“阳”,运动到达极致,就进入了动的反面,也就是静止,此时又生出了“阴”。当静止到达极致之后,又会进入运动状态,一动一静,互相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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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区分,就是“两仪”。而从两仪又生出了水火木金土这“五气”,五气按照规律运行,就生成了春夏秋冬“四时”。如果把五行合一,就回到了阴阳这两仪,如果把阴阳合一,就回到了太极,而太极就是无极,即无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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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周敦颐说的是“天理”中的宇宙论,也就是从无极中如何生出阴阳五行和四季。接下来,就是从“天理”中如何生出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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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是从阴阳和五行之中生出的,它们的精华从无极之中凝结,形成了“乾”“坤”,也就是阳道和阴道,乾是男,坤是女,乾气和坤气交感,就生成了万物。万物生成后,就可以依照“乾坤交感”的方法繁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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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万物当中,人是最有灵性的,包括了形体和精神两种状态。而五行的互相交感,又导致了人能够区分善恶,从而产生出复杂的人类社会。五行还生出仁义礼智信,而圣人又以“仁义”为最高标准,这个标准对应于“静”,而静,则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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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周敦颐的体系,是一个从无极到太极到宇宙,再到万物,最后到人类社会的一个转化、影响的过程。在人类还没有学会科学观察和验证之前,这套假说不比其他理论更正确,也不比其他理论更错误,谈不上唯物或者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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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的体系已经包罗万象,但在传给朱熹之前,还又得到了另两位“道统”的补充。这两人就是邵雍和张载。在未来,人们谈到道统时,会认为道统从孟子传给了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和张载,再传给了二程,最后传给了南宋的朱熹。而朱熹再次被授予了“最后的先知”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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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的理论代表了道学的正统系,而在理论构建上,邵雍则代表了更加神秘主义的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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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历史上,有一个以毕达哥拉斯为代表的派别,对于数字到了近乎痴迷的地步,认为世界的一切都可以通过数字来构造。而在中国的阴阳家谱系中也有这样的传统,他们认为万物之间的一切联系都是数字化的。这派阴阳家以邹衍为代表,后来被董仲舒吸纳进了天人感应理论之中,又被道教所继承,到了北宋又传给了邵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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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的理论试图用数字来解释万物,进行推演,是周敦颐无极—太极—两仪—五行的复杂化。从太极生出两仪,这里的两仪是“动”和“静”,从动和静,又生出了四象(柔、刚、阴、阳),从柔刚阴阳又生出了八卦,即太柔、太刚、少柔、少刚、少阴、少阳、太阴、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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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二四八”的数字又对应于真实世界中存在的不同事物,比如,四象对应于“日月星辰”和“水火土石”,而八卦则对应于“雨风露雷、夜昼、寒暑、走兽飞禽、草木、体形情性、声色味气、口鼻耳目”这八种自然属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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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样的附会,就可以通过八卦进行推演,邵雍认为宇宙真理的极致,就是用这些概念可以推演世间的万事万物,获得完美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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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邵雍这样对数字痴迷的人之外,张载对于道学的最大贡献则是他对人类社会伦理的系统化。后来的道学家之所以特别推崇他,大多是因为一篇小小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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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曾经在他书室的东窗上写了一篇小文叫《砭愚》,在西窗上写了一篇《订顽》,后来这两篇改名为《东铭》和《西铭》。而《西铭》一篇由于说明了人类社会的伦理而受到了道学家的推崇,可以和周敦颐的宇宙论互为补充,产生一个既包括宇宙也包括人间的完整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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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认为:乾、天、父是同一个概念,坤、地、母是另一个概念,人类就是天地父母所生,居于中间。天地之中是人类的“体”,而天地之帅是人类的性情。所以,人民是我的同胞,而万物则是我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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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张载就把人间和天地(自然界)打通了,认为世间万物都是一家子。所谓皇帝(大君),就是天地的宗子,而大臣就是宗子的家臣。在这一家子当中,人们应该尊老爱幼,崇圣敬贤,照顾那些需要照顾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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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敦颐、张载和邵雍三家之中,朱熹虽然都认为他们进入了道统谱系,但对待他们三人的学问又是有区别的,其中周敦颐被认为是继承了孔孟嫡传的人,而张载则由于生活在陕西地区,与北宋主要学术区域中原有距离,被朱熹认为与“宇宙真理”较为疏远一些。至于邵雍一系,由于他过于痴迷于术数,又更加疏远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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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家之外,北宋还有司马光和苏轼两家,司马光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解读现实,而苏轼则试图融合儒道释三家。道学家们和司马光很亲近,因为他们共同反对王安石变法,却对司马光的学问带着轻视,虽然从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来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要比他们的道学著作更加著名也更加有价值。而对苏轼,道学家们大都认为这是一个异类而加以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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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时期,还有两个道学家最为推崇的人,他们是程颢和程颐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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