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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儒将这个体系的核心放在了“天人感应”上，而宋儒将这个体系的核心定在了“天理”上。也就是整个世界都是在一套由“理”概括的规矩中运行，从天地自然到人类社会都必须遵守这套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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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理”？最早的“理”就由周敦颐概括。后来的朱熹总结北宋理学时，提到了五位“先知”，认为道统在孟子之后就中断了，但是到了宋代，道统重新恢复，而继承了孟子的道统的第一人，就是周敦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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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道统的叙述让人想到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承，在犹太教信仰中有无数的先知，而早期基督教认为，耶稣就是继承了这个先知“道统”的最后一个先知，但随着基督教的正规化，耶稣被提到了“上帝之子”的地位，也就脱离了普通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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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也继承了这个先知体系，认为亚伯拉罕、大卫、耶稣等都是先知，而穆罕默德则是最后一位先知。到了什叶派，虽然没有了先知的名目，却又发明出一个“伊玛目”，认为伊玛目继承了先知的精神和知识，继续指导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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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的道统体系也是如此，最初韩愈认为先知从历代早期君王传到孔子，而孔子是一个特殊的先知，有着耶稣的地位。韩愈将道统延续到孟子。而宋代的新宗教则把先知的谱系又续上了，延续到了周敦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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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概括的“理”的内容，在一篇叫作《太极图说》的小短文中，这篇文章只有二百多字，却是宋代人对于自然、社会的最高认识成就。虽然以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这样的认识近乎荒谬，但在宋代却是最先进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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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认为，世界最高的主宰是“太极”，太极由“无极”而生。太极处于运动之中，就生出了“阳”，运动到达极致，就进入了动的反面，也就是静止，此时又生出了“阴”。当静止到达极致之后，又会进入运动状态，一动一静，互相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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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区分，就是“两仪”。而从两仪又生出了水火木金土这“五气”，五气按照规律运行，就生成了春夏秋冬“四时”。如果把五行合一，就回到了阴阳这两仪，如果把阴阳合一，就回到了太极，而太极就是无极，即无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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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周敦颐说的是“天理”中的宇宙论，也就是从无极中如何生出阴阳五行和四季。接下来，就是从“天理”中如何生出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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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是从阴阳和五行之中生出的，它们的精华从无极之中凝结，形成了“乾”“坤”，也就是阳道和阴道，乾是男，坤是女，乾气和坤气交感，就生成了万物。万物生成后，就可以依照“乾坤交感”的方法繁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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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万物当中，人是最有灵性的，包括了形体和精神两种状态。而五行的互相交感，又导致了人能够区分善恶，从而产生出复杂的人类社会。五行还生出仁义礼智信，而圣人又以“仁义”为最高标准，这个标准对应于“静”，而静，则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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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周敦颐的体系，是一个从无极到太极到宇宙，再到万物，最后到人类社会的一个转化、影响的过程。在人类还没有学会科学观察和验证之前，这套假说不比其他理论更正确，也不比其他理论更错误，谈不上唯物或者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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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的体系已经包罗万象，但在传给朱熹之前，还又得到了另两位“道统”的补充。这两人就是邵雍和张载。在未来，人们谈到道统时，会认为道统从孟子传给了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和张载，再传给了二程，最后传给了南宋的朱熹。而朱熹再次被授予了“最后的先知”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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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的理论代表了道学的正统系，而在理论构建上，邵雍则代表了更加神秘主义的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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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历史上，有一个以毕达哥拉斯为代表的派别，对于数字到了近乎痴迷的地步，认为世界的一切都可以通过数字来构造。而在中国的阴阳家谱系中也有这样的传统，他们认为万物之间的一切联系都是数字化的。这派阴阳家以邹衍为代表，后来被董仲舒吸纳进了天人感应理论之中，又被道教所继承，到了北宋又传给了邵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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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的理论试图用数字来解释万物，进行推演，是周敦颐无极—太极—两仪—五行的复杂化。从太极生出两仪，这里的两仪是“动”和“静”，从动和静，又生出了四象（柔、刚、阴、阳），从柔刚阴阳又生出了八卦，即太柔、太刚、少柔、少刚、少阴、少阳、太阴、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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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二四八”的数字又对应于真实世界中存在的不同事物，比如，四象对应于“日月星辰”和“水火土石”，而八卦则对应于“雨风露雷、夜昼、寒暑、走兽飞禽、草木、体形情性、声色味气、口鼻耳目”这八种自然属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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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样的附会，就可以通过八卦进行推演，邵雍认为宇宙真理的极致，就是用这些概念可以推演世间的万事万物，获得完美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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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邵雍这样对数字痴迷的人之外，张载对于道学的最大贡献则是他对人类社会伦理的系统化。后来的道学家之所以特别推崇他，大多是因为一篇小小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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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曾经在他书室的东窗上写了一篇小文叫《砭愚》，在西窗上写了一篇《订顽》，后来这两篇改名为《东铭》和《西铭》。而《西铭》一篇由于说明了人类社会的伦理而受到了道学家的推崇，可以和周敦颐的宇宙论互为补充，产生一个既包括宇宙也包括人间的完整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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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认为：乾、天、父是同一个概念，坤、地、母是另一个概念，人类就是天地父母所生，居于中间。天地之中是人类的“体”，而天地之帅是人类的性情。所以，人民是我的同胞，而万物则是我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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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张载就把人间和天地（自然界）打通了，认为世间万物都是一家子。所谓皇帝（大君），就是天地的宗子，而大臣就是宗子的家臣。在这一家子当中，人们应该尊老爱幼，崇圣敬贤，照顾那些需要照顾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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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敦颐、张载和邵雍三家之中，朱熹虽然都认为他们进入了道统谱系，但对待他们三人的学问又是有区别的，其中周敦颐被认为是继承了孔孟嫡传的人，而张载则由于生活在陕西地区，与北宋主要学术区域中原有距离，被朱熹认为与“宇宙真理”较为疏远一些。至于邵雍一系，由于他过于痴迷于术数，又更加疏远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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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家之外，北宋还有司马光和苏轼两家，司马光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解读现实，而苏轼则试图融合儒道释三家。道学家们和司马光很亲近，因为他们共同反对王安石变法，却对司马光的学问带着轻视，虽然从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来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要比他们的道学著作更加著名也更加有价值。而对苏轼，道学家们大都认为这是一个异类而加以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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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时期，还有两个道学家最为推崇的人，他们是程颢和程颐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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