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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哲学体系，但皇帝已经非常重视儒教。对于儒教最重视的是熙宗皇帝，公元1140年，金和南宋刚形成了稳定的疆界不久，就学着宋代的样子，封孔子的后代为衍圣公。[12]第二年（皇统元年），又亲自到孔庙中去祭奠，并以身作则地学习儒家经典和史学著作。[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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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这种带有一定灵活性，却又充满了原教旨虔诚的学习方法，成为后世王朝的榜样。金人选择前朝课本苦读，到了元代，就把前朝课本换成了宋儒理学的课本，但是对于课本原教旨般的崇拜却毫无变化。到了明代，这种做法更是变本加厉，就让学习变成了巨大的思想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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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画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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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37年（元太宗忽必烈九年），中书令（宰相）耶律楚材开始为蒙古江山制定一项长治久安的规则：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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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楚材曾经是在金国当官的契丹人，当蒙古人不断地对金国的中京（现北京）进行打击时，金宣宗逃难到了南京（汴京，现开封），留下丞相完颜承晖守卫中京，耶律楚材就在中京担任左右司员外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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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15年（成吉思汗十年），蒙古大军攻克中京，耶律楚材作为俘虏，被成吉思汗选中，开始为蒙古人的大业出谋划策。在此之前，蒙古人喜欢使用心理震撼战术，对于不投降的城市，一旦攻克后就进行屠城，甚至有意识地消灭当地人，将耕地变成草场养马。耶律楚材逐渐地教育蒙古人，耕地比草场更重要，能够提供更多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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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太宗窝阔台即位后，耶律楚材的建议显示出越来越大的价值。蒙古人之前主要靠掠夺获取财产，再交给回人拿去放贷，产生利息，所以蒙古人对于回人非常倚重。而耶律楚材则通过征收土地税和商业税，获得了大量的收入。[14]这种试验成功后，耶律楚材以征税为借口，开始建立元代的统治机构。公元1231年（太宗三年），蒙古人开始实行行政官僚制度，建立了中书省，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并设立了左右丞相。[15]耶律楚材帮助窝阔台编订了汉地的户籍，设立了税收制度，甚至仿照金代推出了纸币。[16]之后，为了官僚制度的正常运转，他开始设立学校和科举制度，为雏形中的中央政府选定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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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蒙古人选择人才大都是掠夺式的，还有各种江湖人士投靠。蒙古人最重视的，是回人中的商人，他们能够帮助蒙古人理财，获得了极大的信任。耶律楚材试图通过正规化制度，来减少非正规的理财商人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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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37年，在灭亡了金国三年之后，元代的科考制度开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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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耶律楚材的规划，科考分成了三科，分别是策论、经义和词赋。其中策论以考实务为主，而经义以考儒术为主，词赋以考文采为主。考中的人不仅可以免去赋役，还可以担任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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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耶律楚材制定的考试规则中可以看出，元朝最初的考试制度是继承自唐宋传统，唐代考试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等科目，兼用诗赋、策论、算术、法条、历史、经学等各种学科，虽然元代取消了法条、算术、历史等考核，但保留了诗赋与经学并行，并兼顾了策论，也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考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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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在耶律楚材的组织下，考试大获成功，这次考试一共录取了4030人[17]，大都是当时的名士。这次考试也为蒙古人统治初期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保证了政权的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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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惜的是，这次考试并没有持续下来形成制度，蒙古人最终证明自己是缺乏耐心的。作为游牧民族，他们最大的目标就是掠夺财物，靠建立制度收税来慢慢获得财富的吸引力，比不过来快钱的诱惑，当耶律楚材在孜孜不倦地为蒙古人建立制度时，蒙古人自己却开始挖他的墙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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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阔台为了要更多的税收，开始把征税权外包出去，由回人给蒙古人一百四十万两银子，就获得了一年的征税权，至于他们如何横征暴敛，蒙古人就一概不问了。如果有人反抗，则由蒙古人出面镇压。最后，征税权已经拍卖到了二百二十万两，又有更多的财富流入了包税人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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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楚材对于这种涸泽而渔的方式痛心异常，却毫无办法。窝阔台死后，耶律楚材被边缘化郁郁而终。蒙古人由于无法建立良好的统治秩序，成了短命的王朝。[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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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楚材试行科举制没有成功，元代就在混乱中度过了几十年，直到公元1314年（仁宗皇庆三年），才再次开始了科举尝试。此时的元代已经到了中期，统治混乱，汉化派和骑马派互相争斗，使得政治的进程异常颠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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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时期，元朝的政治正好摆到了汉化派一边，经过了几十年的统治，由于秩序的恢复，中原的读书人也恢复了对于治国的兴趣。更重要的是，程朱理学经过了若干年的沉淀，已经成了当时的显学，这时候恢复科举，就已经无法避开程朱理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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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代，所选择的课本大多数都是老课本，来自从汉代到唐代的宽广时域，再加上对于词赋、历史的考核，使得儒教学问对读书人的束缚很小。可是元代时蒙古人能够得到的课本大都已经理学化，这就导致蒙古人的科考必定是理学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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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也许蒙古人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选择了最流行的课本，却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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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让蒙古人兼考词赋、经义、策论、历史等科目是做不到的，由于政治制度过于简单，必须将科考简化再简化，才能保证推行下去，到最后，科考将词赋、历史、算学等全部砍掉，只保留了最容易考核的经义，加上时务策，而经义又采取当时最通行的四书，五经由于过于繁复，也很少使用。这样，历史上最单调的科举考试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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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考试是这样的：每三年考一次，对蒙古人、色目人，分为两场，第一场考背诵四书，一共五条，会背就通过；第二场考一篇时务策一道，要求五百字以上，比现在的高考还简单得多。对汉人和南人，则分为三场：第一场考明经，在四书内出题；第二场考诏诰章表，也就是检查考生的应用文能力；第三场考时务策一道。[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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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本主要选择四书，而四书又选用朱熹的《四书集注》，其余五经也主要以朱熹的理论为主，这就使得元代的科考好像是专门为朱熹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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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理学革命在宋代没有发挥出最大的威力，当它成为统治哲学时，整个社会都快崩盘了，但宋代理学却在蒙古人手中被无意间发扬光大，这也许对于宋朝皇帝来说，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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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中国的文化来说，也绝不是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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