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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让蒙古人兼考词赋、经义、策论、历史等科目是做不到的，由于政治制度过于简单，必须将科考简化再简化，才能保证推行下去，到最后，科考将词赋、历史、算学等全部砍掉，只保留了最容易考核的经义，加上时务策，而经义又采取当时最通行的四书，五经由于过于繁复，也很少使用。这样，历史上最单调的科举考试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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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考试是这样的：每三年考一次，对蒙古人、色目人，分为两场，第一场考背诵四书，一共五条，会背就通过；第二场考一篇时务策一道，要求五百字以上，比现在的高考还简单得多。对汉人和南人，则分为三场：第一场考明经，在四书内出题；第二场考诏诰章表，也就是检查考生的应用文能力；第三场考时务策一道。[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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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本主要选择四书，而四书又选用朱熹的《四书集注》，其余五经也主要以朱熹的理论为主，这就使得元代的科考好像是专门为朱熹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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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理学革命在宋代没有发挥出最大的威力，当它成为统治哲学时，整个社会都快崩盘了，但宋代理学却在蒙古人手中被无意间发扬光大，这也许对于宋朝皇帝来说，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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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中国的文化来说，也绝不是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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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考试体系如何固化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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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教科书的世界。对一个出版社来说，最重要的版块不是经典书，也不是畅销书，而是各种各样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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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社会的教材成了最畅销书籍时，往往意味着思想的僵化，因为人们已经放弃了思考的能力，宁肯接受格式化来换取稳定的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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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教科书的发达，来源于明代的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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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印刷术刚刚兴起，出版商们印行的大都是宗教、实用性书籍。宋代，由于科举考试范围很广，进士科目考试更偏重于能力和实务，很难通过一两本粗糙的教科书就能准备得当，因此，宋代的出版业以出版文人的文章文集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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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代，政府出版的考试教程《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占据了主流市场，四书五经大行于世，已经类似于如今的教科书泛滥。而这三套七部（五经分别各一部，四书、性理各为一部）的所谓“大全”，编制得粗制滥造，明代的科考就成了一种批量生产废品的工场，将科举制度演化到了荒谬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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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的科考能够较好地区分出优秀的文人，而元代虽然实行了科考，却将原本内容丰富的考试进行了极度的简化，导致考试的内容过于偏向朱熹的理学，成了文化的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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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作为一个汉人的朝代，本来应该打破元代的失误，重新回到唐宋传统，但是，由于开国者的封闭和小农意识，不仅没有打破，反而将元代的错误更加放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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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从开国之初，就充满了对文人的不信任，他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另一方面设立特务机构来防范大臣，同时又破坏官制的完整性，取消了宰相。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朱元璋对于任何能够被解读为反皇权的思想都充满了警惕。这种警惕甚至让他对准了“四书”之一的《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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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孟子》的过程中，明太祖发现，其中有一句话大意是：如果皇帝把臣民当作草芥，那么臣民就把皇帝当作寇仇。[20]这句话惹恼了朱元璋，就算君再胡作非为，臣也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他决定将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废除，逐出孔庙，并且下令任何敢为孟子说情的人都以大不敬论处。后来刑部尚书钱唐强谏，朱元璋忍住没有治罪。孟子的配享地位最终也得到了恢复。[21]不过，朱元璋为了对付孟子，出了一本“洁本”的《孟子》，将对皇帝不利的话全部删掉了，明代所学的就是这个阉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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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70年（洪武三年），为了统治人才的需要，朱元璋在刘基的帮助下，恢复了科考，但为了让人们只学那些听话的内容，皇帝开始对考试内容做出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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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意识到，元朝的考试内容从四书五经里出题，已经很大程度上帮助他完成了限制思想的工作。而刘基又帮助朱元璋更进了一步，发明了“八股文”，要求考生将文章写成起承转合的固定格式。这样，考生们就只能学习四书五经，写作八股文，也就不用学什么诗词歌赋了。明代的考试制度也和现在很类似，一位现代的考生穿越到明代，一定感到很亲切，考试有专门的考房，考卷是糊名制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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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元璋时期，根据刘基的安排，所用的课本主要是：“四书”采用朱熹的《四书集注》，《易》采用《程传》和《朱子本义》，《书》采用《蔡沈传》和夏僎的《详解》，《诗》采用《朱子集传》，《春秋》采用《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及《胡安国传》《张洽传》，《礼记》采用《陈浩集说》。这些大都是理学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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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算这样，明朝的皇帝仍然担心人们思想失控，决定在这个基础上再编纂一套教科书，“教”会人们怎么安全地思考。这套书由中书庶吉士解缙提出[23]，但在朱元璋活着的时候，并没有编撰，解缙也没有得到机会参与。到了明成祖时代，皇帝终于下决心编纂教科书，这就是著名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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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部大全可以说是中国教科书最糟糕的典范，受到了后人激烈的批判。之所以糟糕，是因为一方面它编纂得极为仓促，带着粗制滥造的痕迹；另一方面它抄袭严重。由于元末的战乱和靖难之役，中国的文化还没有恢复到一个创造性的时期，这时如果编纂大部头著作，大都是抄袭前代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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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四书大全》，主要是抄袭了元代倪士毅的著作《四书辑释》，稍作修改之后刊行。倪士毅作品本来就错误很多，而经过修改后，错误更多，这本书就成了明代文人学习“四书”的标准著作。考生们可能没有读过朱熹的《四书集注》，反而对于《四书大全》都了如指掌，这样考出来的学生到底有多少真的领悟，的确令人感到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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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的大全，也基本上都有一个到数个蓝本，《周易大全》抄袭自元代文人董楷的《周易传义附录》、董真卿的《周易会通》、胡一桂的《周易本义附录纂疏》，以及胡炳文的《周易本义通释》。《书传大全》以南宋蔡沈的《书集传》为抄袭对象。《诗经大全》抄袭元代刘瑾的《诗传通释》。《礼记大全》抄袭元代陈澔的《礼记集说》。《春秋大全》采用了元代汪克宽的《春秋纂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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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性理大全》则主要采纳了一些解说四书五经之外的关于理学的文章，比如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西铭》、邵雍的《皇极经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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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七部大全就构成了明代文人的学术世界，至于七部之外的文章和学问，是读书人不关心，也学不到的，因为其余的学问对于做官毫无用处，考不到，甚至学多了反而会给自己带来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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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中国的哲学从宋代的程朱理学，在极端保守的明代科考机器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僵化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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