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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让蒙古人兼考词赋、经义、策论、历史等科目是做不到的,由于政治制度过于简单,必须将科考简化再简化,才能保证推行下去,到最后,科考将词赋、历史、算学等全部砍掉,只保留了最容易考核的经义,加上时务策,而经义又采取当时最通行的四书,五经由于过于繁复,也很少使用。这样,历史上最单调的科举考试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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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考试是这样的:每三年考一次,对蒙古人、色目人,分为两场,第一场考背诵四书,一共五条,会背就通过;第二场考一篇时务策一道,要求五百字以上,比现在的高考还简单得多。对汉人和南人,则分为三场:第一场考明经,在四书内出题;第二场考诏诰章表,也就是检查考生的应用文能力;第三场考时务策一道。[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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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本主要选择四书,而四书又选用朱熹的《四书集注》,其余五经也主要以朱熹的理论为主,这就使得元代的科考好像是专门为朱熹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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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理学革命在宋代没有发挥出最大的威力,当它成为统治哲学时,整个社会都快崩盘了,但宋代理学却在蒙古人手中被无意间发扬光大,这也许对于宋朝皇帝来说,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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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中国的文化来说,也绝不是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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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考试体系如何固化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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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教科书的世界。对一个出版社来说,最重要的版块不是经典书,也不是畅销书,而是各种各样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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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社会的教材成了最畅销书籍时,往往意味着思想的僵化,因为人们已经放弃了思考的能力,宁肯接受格式化来换取稳定的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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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教科书的发达,来源于明代的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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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印刷术刚刚兴起,出版商们印行的大都是宗教、实用性书籍。宋代,由于科举考试范围很广,进士科目考试更偏重于能力和实务,很难通过一两本粗糙的教科书就能准备得当,因此,宋代的出版业以出版文人的文章文集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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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代,政府出版的考试教程《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占据了主流市场,四书五经大行于世,已经类似于如今的教科书泛滥。而这三套七部(五经分别各一部,四书、性理各为一部)的所谓“大全”,编制得粗制滥造,明代的科考就成了一种批量生产废品的工场,将科举制度演化到了荒谬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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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的科考能够较好地区分出优秀的文人,而元代虽然实行了科考,却将原本内容丰富的考试进行了极度的简化,导致考试的内容过于偏向朱熹的理学,成了文化的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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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作为一个汉人的朝代,本来应该打破元代的失误,重新回到唐宋传统,但是,由于开国者的封闭和小农意识,不仅没有打破,反而将元代的错误更加放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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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从开国之初,就充满了对文人的不信任,他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另一方面设立特务机构来防范大臣,同时又破坏官制的完整性,取消了宰相。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朱元璋对于任何能够被解读为反皇权的思想都充满了警惕。这种警惕甚至让他对准了“四书”之一的《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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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孟子》的过程中,明太祖发现,其中有一句话大意是:如果皇帝把臣民当作草芥,那么臣民就把皇帝当作寇仇。[20]这句话惹恼了朱元璋,就算君再胡作非为,臣也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他决定将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废除,逐出孔庙,并且下令任何敢为孟子说情的人都以大不敬论处。后来刑部尚书钱唐强谏,朱元璋忍住没有治罪。孟子的配享地位最终也得到了恢复。[21]不过,朱元璋为了对付孟子,出了一本“洁本”的《孟子》,将对皇帝不利的话全部删掉了,明代所学的就是这个阉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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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70年(洪武三年),为了统治人才的需要,朱元璋在刘基的帮助下,恢复了科考,但为了让人们只学那些听话的内容,皇帝开始对考试内容做出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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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意识到,元朝的考试内容从四书五经里出题,已经很大程度上帮助他完成了限制思想的工作。而刘基又帮助朱元璋更进了一步,发明了“八股文”,要求考生将文章写成起承转合的固定格式。这样,考生们就只能学习四书五经,写作八股文,也就不用学什么诗词歌赋了。明代的考试制度也和现在很类似,一位现代的考生穿越到明代,一定感到很亲切,考试有专门的考房,考卷是糊名制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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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元璋时期,根据刘基的安排,所用的课本主要是:“四书”采用朱熹的《四书集注》,《易》采用《程传》和《朱子本义》,《书》采用《蔡沈传》和夏僎的《详解》,《诗》采用《朱子集传》,《春秋》采用《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及《胡安国传》《张洽传》,《礼记》采用《陈浩集说》。这些大都是理学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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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算这样,明朝的皇帝仍然担心人们思想失控,决定在这个基础上再编纂一套教科书,“教”会人们怎么安全地思考。这套书由中书庶吉士解缙提出[23],但在朱元璋活着的时候,并没有编撰,解缙也没有得到机会参与。到了明成祖时代,皇帝终于下决心编纂教科书,这就是著名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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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部大全可以说是中国教科书最糟糕的典范,受到了后人激烈的批判。之所以糟糕,是因为一方面它编纂得极为仓促,带着粗制滥造的痕迹;另一方面它抄袭严重。由于元末的战乱和靖难之役,中国的文化还没有恢复到一个创造性的时期,这时如果编纂大部头著作,大都是抄袭前代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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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四书大全》,主要是抄袭了元代倪士毅的著作《四书辑释》,稍作修改之后刊行。倪士毅作品本来就错误很多,而经过修改后,错误更多,这本书就成了明代文人学习“四书”的标准著作。考生们可能没有读过朱熹的《四书集注》,反而对于《四书大全》都了如指掌,这样考出来的学生到底有多少真的领悟,的确令人感到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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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的大全,也基本上都有一个到数个蓝本,《周易大全》抄袭自元代文人董楷的《周易传义附录》、董真卿的《周易会通》、胡一桂的《周易本义附录纂疏》,以及胡炳文的《周易本义通释》。《书传大全》以南宋蔡沈的《书集传》为抄袭对象。《诗经大全》抄袭元代刘瑾的《诗传通释》。《礼记大全》抄袭元代陈澔的《礼记集说》。《春秋大全》采用了元代汪克宽的《春秋纂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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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性理大全》则主要采纳了一些解说四书五经之外的关于理学的文章,比如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西铭》、邵雍的《皇极经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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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七部大全就构成了明代文人的学术世界,至于七部之外的文章和学问,是读书人不关心,也学不到的,因为其余的学问对于做官毫无用处,考不到,甚至学多了反而会给自己带来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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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中国的哲学从宋代的程朱理学,在极端保守的明代科考机器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僵化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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