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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辩论的过程来看,道教的失败是注定的。此时的蒙古人从见识上来说,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固守中原的道士们。蒙古人去过中亚、俄罗斯和欧洲的边境,在他们的眼里,世界要大得多,中国的汉地只是世界的一角,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他们接触到的学问也是世界性的,知道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其他伟大的皇帝和国王,也知道中国人的学问是有限的,在工程、数学、财务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并不把中国文化过分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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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中国的道士来说,汉地就是世界的中心,他们所学到的那些学问,只是古代的经验而已,却并不知道蒙古铁蹄下的世界已经骤然扩大,而蒙古人宫廷之中,也聚集了全世界的学者。当把汉地,特别是道教的那点小学问放在世界学者们的聚光镜下时,那点知识就显得可怜而微不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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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八思巴还是那摩国师,他们显然了解蒙古人的看法,所以,更容易用世界性的知识来驳斥道士,他们的辩论完全是站在不同层次上的辩论,道士们在防守时,都无法判断对方会从何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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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辩论的另一方面在于:历史上中国学术一直缺乏成熟的辩论技巧,而佛教专门为辩论准备的因明学却异常发达。道士们开个道场,制个符箓是可以的,但如果上升到思辨层次,则变得极其幼稚,没有章法,这样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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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失败后,蒙古人下令:第一,归还道教霸占的佛寺数百所。第二,烧毁以《老子化胡经》为首的道经经版。由于经文的雕刻都是雕版的,一旦雕版被毁,很难重新制作。第三,十七位道士被迫剃度,当了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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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这十七位新和尚重新变成道士,忽必烈下令将他们分别安插到寺庙之中,并记入佛籍,时时刻刻看守他们防止开溜。这大概是世界上最不快乐的一批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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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时期的这三次辩论,虽然表面上看只是蒙古人选择信仰时的争执,实际上却给所谓的中国本土思想敲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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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参与争论的道教,还是没有参与争论的儒教,这些中国本土思想大都是以组织化的方式存在的,即只允许你相信,不许不信,更不许质疑。它们的存在基础是制定教条让人遵守,而无法通过有效的论证和逻辑进行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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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蒙古人时期,不管是西方的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还有非本土化的佛教体系,都已经逐渐从信仰时期过渡到了思辨时期,一条理论之所以被相信,是要经过逻辑检验的。这是为什么道教的理论在佛教的攻击下变得体无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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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国思想缺乏抽象的能力,使得它无法跟上世界的脚步,去理解更加思辨的概念。我们所说的宋儒理学被认为是中国思辨的高峰之一,但理学中的概念如果放在西方经院哲学体系之中,却早已经被讨论了千百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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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思辨能力和怀疑精神,只是一味地从思想和行动上对人进行束缚,这种方法使得中国虽然在表面上仍然繁荣,却已经埋下了衰落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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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三教并存的时期,它在政府组织上尽量遵循儒教,那是为了便于管理汉人。但元代的统治者却选择了更加思辨的藏传佛教体系,他们甚至没有选择汉传佛教,实际上,汉传佛教经过唐代的发展已经逐渐放弃了思辨和逻辑,变得和儒教、道教一样更讲究束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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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之所以这么选择,和他们接触过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有关,在接触这三种宗教之后,很难说中国的思想体系还有多少吸引人之处,蒙古人上层的选择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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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之后,明代作为汉传思想的直接继承人,成了最保守最落后的思想代表。清代虽然统治者采纳了藏传佛教,但和元代一样,为了便于管理,仍然使用儒教原则来治理社会。明清的选择,也注定了中国思想无法走出束缚的怪圈,进入另一个思辨的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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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创思想的落后性从元代开始已经有所表现,并注定了最终的结局,只是,当时的人谁也没有想到,也没有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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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不鲁乞的观察参见他的回忆录《鲁不鲁乞东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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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鲁不鲁乞东行记》:我们蒙古人相信只有一个上帝(腾格里),在他保佑下我们生活,在他保佑下我们死亡,对于他我们怀着一颗正直的心。但是,正如上帝赐给手以不同的手指一样,同样地,他也赐给人们以不同的方式……上帝赐给你们《圣经》,你们并不遵守它们。另一方面,他赐给我们占卜者(萨满),我们按照他们告诉我们的行事,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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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从《丘处机集》中摘两首:(其一)还丹要妙筑基先,筑得基牢寿命延。延寿须饮延命酒,饮将一得返童颜。(其二)月在当头星在天,阴阳妙处岂言传。人将纸上寻文字,看尽丹经也罔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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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长春真人西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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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下叙述内容参见《大元至元辩伪录·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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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唐代胡曾《咏史诗·流沙》:“七雄戈戟乱如麻,四海无人得坐家。老氏却思天竺住,便将徐甲去流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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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表采自《大元至元辩伪录·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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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的内容,被当作了老子西去化胡的证据:“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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