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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辩论的过程来看，道教的失败是注定的。此时的蒙古人从见识上来说，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固守中原的道士们。蒙古人去过中亚、俄罗斯和欧洲的边境，在他们的眼里，世界要大得多，中国的汉地只是世界的一角，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他们接触到的学问也是世界性的，知道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其他伟大的皇帝和国王，也知道中国人的学问是有限的，在工程、数学、财务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并不把中国文化过分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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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中国的道士来说，汉地就是世界的中心，他们所学到的那些学问，只是古代的经验而已，却并不知道蒙古铁蹄下的世界已经骤然扩大，而蒙古人宫廷之中，也聚集了全世界的学者。当把汉地，特别是道教的那点小学问放在世界学者们的聚光镜下时，那点知识就显得可怜而微不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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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八思巴还是那摩国师，他们显然了解蒙古人的看法，所以，更容易用世界性的知识来驳斥道士，他们的辩论完全是站在不同层次上的辩论，道士们在防守时，都无法判断对方会从何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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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辩论的另一方面在于：历史上中国学术一直缺乏成熟的辩论技巧，而佛教专门为辩论准备的因明学却异常发达。道士们开个道场，制个符箓是可以的，但如果上升到思辨层次，则变得极其幼稚，没有章法，这样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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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失败后，蒙古人下令：第一，归还道教霸占的佛寺数百所。第二，烧毁以《老子化胡经》为首的道经经版。由于经文的雕刻都是雕版的，一旦雕版被毁，很难重新制作。第三，十七位道士被迫剃度，当了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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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这十七位新和尚重新变成道士，忽必烈下令将他们分别安插到寺庙之中，并记入佛籍，时时刻刻看守他们防止开溜。这大概是世界上最不快乐的一批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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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时期的这三次辩论，虽然表面上看只是蒙古人选择信仰时的争执，实际上却给所谓的中国本土思想敲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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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参与争论的道教，还是没有参与争论的儒教，这些中国本土思想大都是以组织化的方式存在的，即只允许你相信，不许不信，更不许质疑。它们的存在基础是制定教条让人遵守，而无法通过有效的论证和逻辑进行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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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蒙古人时期，不管是西方的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还有非本土化的佛教体系，都已经逐渐从信仰时期过渡到了思辨时期，一条理论之所以被相信，是要经过逻辑检验的。这是为什么道教的理论在佛教的攻击下变得体无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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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国思想缺乏抽象的能力，使得它无法跟上世界的脚步，去理解更加思辨的概念。我们所说的宋儒理学被认为是中国思辨的高峰之一，但理学中的概念如果放在西方经院哲学体系之中，却早已经被讨论了千百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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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思辨能力和怀疑精神，只是一味地从思想和行动上对人进行束缚，这种方法使得中国虽然在表面上仍然繁荣，却已经埋下了衰落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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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三教并存的时期，它在政府组织上尽量遵循儒教，那是为了便于管理汉人。但元代的统治者却选择了更加思辨的藏传佛教体系，他们甚至没有选择汉传佛教，实际上，汉传佛教经过唐代的发展已经逐渐放弃了思辨和逻辑，变得和儒教、道教一样更讲究束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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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之所以这么选择，和他们接触过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有关，在接触这三种宗教之后，很难说中国的思想体系还有多少吸引人之处，蒙古人上层的选择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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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之后，明代作为汉传思想的直接继承人，成了最保守最落后的思想代表。清代虽然统治者采纳了藏传佛教，但和元代一样，为了便于管理，仍然使用儒教原则来治理社会。明清的选择，也注定了中国思想无法走出束缚的怪圈，进入另一个思辨的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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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创思想的落后性从元代开始已经有所表现，并注定了最终的结局，只是，当时的人谁也没有想到，也没有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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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不鲁乞的观察参见他的回忆录《鲁不鲁乞东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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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鲁不鲁乞东行记》：我们蒙古人相信只有一个上帝（腾格里），在他保佑下我们生活，在他保佑下我们死亡，对于他我们怀着一颗正直的心。但是，正如上帝赐给手以不同的手指一样，同样地，他也赐给人们以不同的方式……上帝赐给你们《圣经》，你们并不遵守它们。另一方面，他赐给我们占卜者（萨满），我们按照他们告诉我们的行事，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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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从《丘处机集》中摘两首：（其一）还丹要妙筑基先，筑得基牢寿命延。延寿须饮延命酒，饮将一得返童颜。（其二）月在当头星在天，阴阳妙处岂言传。人将纸上寻文字，看尽丹经也罔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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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长春真人西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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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下叙述内容参见《大元至元辩伪录·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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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唐代胡曾《咏史诗·流沙》：“七雄戈戟乱如麻，四海无人得坐家。老氏却思天竺住，便将徐甲去流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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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表采自《大元至元辩伪录·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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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的内容，被当作了老子西去化胡的证据：“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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