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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看法在朱元璋这儿却通不过，对于皇帝来讲，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学术，而是政治。实际上，虽然教学内容的固化，所谓学术早已寿终正寝，但皇帝并不需要真正的学术，他考虑的是如何才能笼络住全国的人心。特别是明朝起于南方，而蒙古人虽然退回了漠北，却随时可以回到中原北部，如果北方的读书人寒了心，必然导致国家的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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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责成侍读张信等十二人重新阅卷，希望能够给北方读书人找到一个台阶下。没有想到，张信等人汇报时，仍然坚持了刘三吾的判断，认为榜单被南方人包揽是合理的。为了证明合理性，张信还专门把北方考生的考卷拿来呈给皇帝，和南方考生的考卷作对比，彰显其中巨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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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信、刘三吾的不配合让皇帝大怒。有人立刻读懂了皇帝的心思，检举张信故意拿北方学生中的差卷来充数，以帮助刘三吾洗脱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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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检举给了皇帝台阶。他下令将主考官刘三吾发配边关，而将他的副官白信蹈和张信一起诛杀。皇帝重新制定考题，再次考试，亲自阅卷，等放榜后，一共取了六十一人，这一次录取的竟然全是北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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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对于未来的影响有几重：第一，从此以后，科举考试开始在地域上找平衡[2]，到了公元1425年（洪熙元年），正式规定南方省份和北方省份的录取比例为六比四，保证北方文人的数量。宣德、正统年间，又分出来个中部省份，规定南方录取五十五名，北方录取三十五名，中部录取十名。[3]之后又有变化，但这样的架构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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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的高考分省设分数线录取的规则，就来自明代。不过，明代最初的目的是照顾落后地区，而现在的目的则是照顾中心地区，以北京、上海的考生分数能上清华北大，在其他省份可能只能上个地方师范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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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没有人相信刘三吾作假，也没有人相信朱元璋真的愤怒了，他只不过是要找几个替罪羊将事情圆转过去。可皇帝寻找替罪羊，却导致了无辜大臣的死亡。这件事集中地反映了明朝统治制度的严酷，也打消了许多读书人，特别是南方读书人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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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人的反思，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在唐代，由于统治者尊重文化，读书人很容易就找到当官的途径，所以唐代的读书人和仕途是不分家的，官员们在治理国家的同时，也都是著名的文人，诗酒应答，文采飞扬。政府也不限制人们读什么书，一个人不读孔夫子，完全可以凭借佛教、道教甚至诗词歌赋入仕，唐代的官员的最高学问，就是整个社会的最高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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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虽然同样尊重读书人，但王安石之后，出现了强烈的党争，使得读书人当官的路子不好走了，必须参与党派，才能当官。即便文采如苏轼，由于党派的排挤，大部分时间是被边缘化的。这时的读书人之中出现了一批人不以当官为目的，只为了研究学问。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等人都带着民间学问的特征。他们广招门徒，一旦门徒中有人发达了，老师的学问就推广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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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宋代的学问是半官方半民间的，在民间做学问的目的最终仍然是为了获得官方认可，这就是为什么宋代总是出现党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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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代，情况又有了变化。明代的读书人依靠官方做学问的空间已经很小，如果依靠官方，只能读劣质的参考书（各种大全），写八股文，这显然满足不了他们的学术需求。更麻烦的是，皇帝一系列的规定将学问打成了权力的附庸，明朝的官员虽然出身于科举，但有真正学问的并不多，大都是皇帝说啥，就帮着皇帝寻找依据，学术的自由和官方的束缚已经形成了严重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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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后来，明代的读书人出现了严重的分化，一部分人彻底放弃思考，以科考为目的来学习；另一部分人则放弃了官场，坚持自己的民间学术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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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民间学术立场、脱离官场的一部分人，又借助着世俗商业的兴起，成了商业阶层的代表。到最后，明代的民间学术反而出现了市井化、实用化的倾向，不管是哲学还是文化都逐渐发达，与官方控制的学术市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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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民间学术的发展使得哲学背离了官方指定的理学道路，沿着一条前人打下的小路，找到了一条反叛之路。他们认为，不管皇帝怎么控制人身自由，只有一个领域是自由的，政府无论如何无法插手，那就是：一个人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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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湖寺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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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75年（淳熙二年），一个叫作鹅湖寺（现江西铅山县鹅湖镇）的小地方迎来了它历史上的巅峰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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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朱熹和他的朋友吕祖谦来到了位于当时信州的鹅湖寺，随后，吕祖谦邀请另两位哲学家——陆九龄和陆九渊兄弟——也来到了这里。双方展开了一次关于认识论的大讨论，这也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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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焦点在于：一个人到底怎样才能获得“天理”，也就是最高的绝对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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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人类的学习能力，朱熹提出，人类的学习，就是“格物致知”的过程。格物致知，就是穷尽所有事物之理，推广到知识的极致。按照他的主张，人们首先应该是对具体的事物进行思考，找到具体事物的道理，再进行总结获得更加普遍的高层道理，以此类推，逐渐上升到“天理”，并以此来指导人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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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陆氏兄弟则认为，按照这种方法，穷尽一生也无法获得“天理”，因为世间事物如此之多，哪有时间每件物都去格一遍？即便格一遍，也很难从每一件具体的事物中提取出什么有用的道理，更无所谓获得“天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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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认识论，陆氏兄弟则采取了另一种做法：他们并不反对天理的存在，而是认为，其实天理不需要每件物都去格，所谓天理，就隐藏在每个人的心中，既然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心，直接去心中寻找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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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看来，人从出生开始，心中就已经有了关于整个世界的知识。甚至在孩提时这些知识还更纯粹，长大了反而越来越被污染，忘记了本心。所以，人类不需要读太多儒经，也不需要面对每一根竹子都格一遍，而是定下心来，跟随内心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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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吵了数天之后，没有达成统一认识，最后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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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湖寺之会只是几个文人的冲突，其哲学意义上的丰富程度也比佛教辩论要弱得多，却由于朱熹最后被封神，这一场争论被记入了史册，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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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湖寺之会，也成就了陆氏兄弟的“心学”，它成了宋代理学的一个异类，直接影响到了明代心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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