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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湖寺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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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75年（淳熙二年），一个叫作鹅湖寺（现江西铅山县鹅湖镇）的小地方迎来了它历史上的巅峰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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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朱熹和他的朋友吕祖谦来到了位于当时信州的鹅湖寺，随后，吕祖谦邀请另两位哲学家——陆九龄和陆九渊兄弟——也来到了这里。双方展开了一次关于认识论的大讨论，这也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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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焦点在于：一个人到底怎样才能获得“天理”，也就是最高的绝对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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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人类的学习能力，朱熹提出，人类的学习，就是“格物致知”的过程。格物致知，就是穷尽所有事物之理，推广到知识的极致。按照他的主张，人们首先应该是对具体的事物进行思考，找到具体事物的道理，再进行总结获得更加普遍的高层道理，以此类推，逐渐上升到“天理”，并以此来指导人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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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陆氏兄弟则认为，按照这种方法，穷尽一生也无法获得“天理”，因为世间事物如此之多，哪有时间每件物都去格一遍？即便格一遍，也很难从每一件具体的事物中提取出什么有用的道理，更无所谓获得“天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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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认识论，陆氏兄弟则采取了另一种做法：他们并不反对天理的存在，而是认为，其实天理不需要每件物都去格，所谓天理，就隐藏在每个人的心中，既然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心，直接去心中寻找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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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看来，人从出生开始，心中就已经有了关于整个世界的知识。甚至在孩提时这些知识还更纯粹，长大了反而越来越被污染，忘记了本心。所以，人类不需要读太多儒经，也不需要面对每一根竹子都格一遍，而是定下心来，跟随内心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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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吵了数天之后，没有达成统一认识，最后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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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湖寺之会只是几个文人的冲突，其哲学意义上的丰富程度也比佛教辩论要弱得多，却由于朱熹最后被封神，这一场争论被记入了史册，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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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湖寺之会，也成就了陆氏兄弟的“心学”，它成了宋代理学的一个异类，直接影响到了明代心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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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九渊，江西抚州人，出生于当地的大家族，有兄弟六个，其中哥哥陆九韶、陆九龄和他三人的共同研究，形成了一代心学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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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他对心学的理解，传说他从小时候就思考这方面的问题。[4]他在三四岁时，就曾经问过父亲天地到底有多大，父亲笑而不答，引得他废寝忘食地思考。稍大一点，开始读程颐的书，突然意识到，程颐虽然标榜来自孔孟，但他的理论却和孔孟相差极大。这是陆九渊和程朱理学分裂之始。在读古书时，他有一次见“宇宙”两个字，请人解释，说“宇”是空间量度，就是东西南北上下的延伸；而“宙”是时间量度，就是往古来今直到无穷。他突然意识到原来宇宙内的事情就是自己心中的事，而心中的事情就是宇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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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表明他想法的，是他的一段话：东海有圣人，他对于“天理”的认知必定藏在心中，而西海、南海、北海的圣人，心中也必定有对“天理”的认知，而这些认知虽然来自于不同人，但既然是同一个“天理”，认知也必然是相同的。所以，东西南北圣人的心其实是相同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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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样的抽象，陆九渊就得到了一个概念——“心”，认为天理存在于人的心中，天理相同，那么人的心也必然是相同的。这个心不同于一颗颗具体的心，而是一个抽象的心，这个抽象的心与“天理”是等同的概念。不过这个抽象的心又蕴含在每一个具体的心之中，再被装进了每个人的胸膛里。所以，每个具体的人要想了解天理，首先要通过自己胸膛中这颗具体的心，达到那颗抽象的心，再达到最终的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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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陆九渊和朱熹的分歧并不在有没有天理，其实双方都承认天理，但在承认天理之后的方法论上，两者却截然不同。朱熹希望通过观察思考外部事物来获得天理，而陆九渊则认为应该求诸自己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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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方法论上的不同，他们对于儒教经典的态度就有所不同。比如，如果一个人和朋友吵了架，朱熹的判断方法必然是从经典中寻找解决朋友矛盾的办法，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根据中庸的原则，希望以息事宁人的方式来获得和解。陆九渊则会告诉你，抛弃一切经书典籍，根据你的心自己去判断，因为真理已经在你心里，如果你的心告诉你，这个朋友不值得要，就直接散伙；如果你珍惜这个朋友，自然会想办法留下他。前者求助于外界，后者则求助于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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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更相信自己的心，陆九渊曾经对劝他写书的人说：写书要么是六经注我，要么是我注六经，写它干什么。又曾经说过，做学问如果知道了“道”，那么六经只不过都是“我”的注脚而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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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说，陆九渊并不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家。朱熹为了论证万物如何影响人类社会，首先要从万物上升到天理，再设想一种东西叫作“气”，由理影响气，而气再影响人类的认知，从而达到人的精神，最终影响人类社会。但对陆九渊来说，这一切都是不证自明的，人心里就有天理，还去论证这些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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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简单性会让哲学家们嗤之以鼻，却让老百姓更容易接受。而他本人也把这种简单性运用在了政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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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担任荆门军的地方官。宋代在边境地区设立了一种军屯机构，类似于州府，但名字叫“某某军”，荆门军就是荆门地方的军屯。这种军屯除了军队驻扎之外，围绕着军队也会形成庞大的民间社会，需要政府的民政机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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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处边境，人等繁杂，这类的民政机构在治理上更加复杂。但陆九渊不看重条条框框，往往能够一眼就找到简化的方法，解决实际的问题。他减轻税负，简化诉讼手续，减轻惩罚力度，一切便宜行事，反而让当地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从这个角度说，陆氏的心学比起繁文缛节的朱氏理学，更利于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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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南宋晚期的局势却对陆氏心学不利，因为政府的财政崩溃要求加税，社会的不稳定要求加强社会控制，陆氏却是反其道而行，希望减轻控制力度，将判断对错的权力交给每个具体的人，削弱了政府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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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后，朱熹的理学得以成为政府的标配，心学却在陆九渊之后走入低谷，陷入了被遗忘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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