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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他对心学的理解，传说他从小时候就思考这方面的问题。[4]他在三四岁时，就曾经问过父亲天地到底有多大，父亲笑而不答，引得他废寝忘食地思考。稍大一点，开始读程颐的书，突然意识到，程颐虽然标榜来自孔孟，但他的理论却和孔孟相差极大。这是陆九渊和程朱理学分裂之始。在读古书时，他有一次见“宇宙”两个字，请人解释，说“宇”是空间量度，就是东西南北上下的延伸；而“宙”是时间量度，就是往古来今直到无穷。他突然意识到原来宇宙内的事情就是自己心中的事，而心中的事情就是宇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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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表明他想法的，是他的一段话：东海有圣人，他对于“天理”的认知必定藏在心中，而西海、南海、北海的圣人，心中也必定有对“天理”的认知，而这些认知虽然来自于不同人，但既然是同一个“天理”，认知也必然是相同的。所以，东西南北圣人的心其实是相同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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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样的抽象，陆九渊就得到了一个概念——“心”，认为天理存在于人的心中，天理相同，那么人的心也必然是相同的。这个心不同于一颗颗具体的心，而是一个抽象的心，这个抽象的心与“天理”是等同的概念。不过这个抽象的心又蕴含在每一个具体的心之中，再被装进了每个人的胸膛里。所以，每个具体的人要想了解天理，首先要通过自己胸膛中这颗具体的心，达到那颗抽象的心，再达到最终的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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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陆九渊和朱熹的分歧并不在有没有天理，其实双方都承认天理，但在承认天理之后的方法论上，两者却截然不同。朱熹希望通过观察思考外部事物来获得天理，而陆九渊则认为应该求诸自己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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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方法论上的不同，他们对于儒教经典的态度就有所不同。比如，如果一个人和朋友吵了架，朱熹的判断方法必然是从经典中寻找解决朋友矛盾的办法，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根据中庸的原则，希望以息事宁人的方式来获得和解。陆九渊则会告诉你，抛弃一切经书典籍，根据你的心自己去判断，因为真理已经在你心里，如果你的心告诉你，这个朋友不值得要，就直接散伙；如果你珍惜这个朋友，自然会想办法留下他。前者求助于外界，后者则求助于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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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更相信自己的心，陆九渊曾经对劝他写书的人说：写书要么是六经注我，要么是我注六经，写它干什么。又曾经说过，做学问如果知道了“道”，那么六经只不过都是“我”的注脚而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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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说，陆九渊并不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家。朱熹为了论证万物如何影响人类社会，首先要从万物上升到天理，再设想一种东西叫作“气”，由理影响气，而气再影响人类的认知，从而达到人的精神，最终影响人类社会。但对陆九渊来说，这一切都是不证自明的，人心里就有天理，还去论证这些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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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简单性会让哲学家们嗤之以鼻，却让老百姓更容易接受。而他本人也把这种简单性运用在了政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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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担任荆门军的地方官。宋代在边境地区设立了一种军屯机构，类似于州府，但名字叫“某某军”，荆门军就是荆门地方的军屯。这种军屯除了军队驻扎之外，围绕着军队也会形成庞大的民间社会，需要政府的民政机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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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处边境，人等繁杂，这类的民政机构在治理上更加复杂。但陆九渊不看重条条框框，往往能够一眼就找到简化的方法，解决实际的问题。他减轻税负，简化诉讼手续，减轻惩罚力度，一切便宜行事，反而让当地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从这个角度说，陆氏的心学比起繁文缛节的朱氏理学，更利于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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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南宋晚期的局势却对陆氏心学不利，因为政府的财政崩溃要求加税，社会的不稳定要求加强社会控制，陆氏却是反其道而行，希望减轻控制力度，将判断对错的权力交给每个具体的人，削弱了政府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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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后，朱熹的理学得以成为政府的标配，心学却在陆九渊之后走入低谷，陷入了被遗忘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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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白沙：变奏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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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进入了明代，另一场心学的复兴运动正在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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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51年（景泰二年），著名的学者吴与弼收了一位落第的乡举为弟子。吴与弼是明代早期学者，虽然出身于官宦之家，却一辈子立志不当官，以研究学术和开课授徒度过一生。在黄宗羲著名的《明儒学案》中，将吴与弼作为明代第一个学派“崇仁学案”的创始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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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与弼本人是一个虔诚的理学信徒，为了学习曾经数年不下楼。在学问上，他的思想接近于正统的朱熹式思想，创造性不大。但在治学上，他强调要心境澄明，去掉刚勇的血气，这其中，似乎蕴含着心学的影子。不过，如果有人告诉吴与弼本人，他偏离了理学的道路，一定会遭到他的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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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吴与弼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收的弟子陈献章，最终却成了一个叛逆、脱离了程朱理学的窠臼，自成一体，重新发现了心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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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献章，广东新会白沙里人，最初以考试为目标，接连考取了秀才和举人，可是在继续参加进士科考试时，却总是失败，最后前往江西投奔了吴与弼。学习半年后，回到广东专心读书，他专门修筑了一个书阁叫阳春台，在其中日日静坐，苦思数年之后，抛弃了老师的学问，也抛弃了朱熹的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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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理学是一种讲究进取的学问，他要求学者主动去“格物”，以求获得其中的真知。吴与弼虽然强调养心和沉静，但在格物致知上从来没有抛弃朱氏的理论。陈献章却将静发挥到了极致，认为人的修养首先要舍弃繁华，回归简约，静静坐着将心中的杂事都抛弃掉，才能发现世界的真相。他教学生的时候，首先要求学生端正地静坐，让心安静下来，从静中寻找心之所思所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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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之所以取静，从根本上说，是被朱熹逼的。在他发现静的道理之前，按照朱熹“格物致知”的理论研究学问，朱熹强调“理一分殊”，也就是说天理只有一个，但在各种事物中的表现不同，为了追求这个天理，必须对于不同表现都一一进行追究，这样追究下来，不是把人搞得更明白，而是让人变得混乱不堪，陷入具体的事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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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献章发现，要从朱熹理学的一团乱麻中跳出来，必须静下心来坐好，将这一团乱麻全部从心中清理出去。心中放空之后，反而能看到一片桃源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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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终认定，所谓的理并不在于具体的格物之中，而是就在人的心中。当人心能够静下来统御万物时，就达到了天理。如果人心无法静下来，而是被万物所左右，就变成了万物的奴隶，谈不上所谓的天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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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想法最终又回到了陆九渊。陈献章在陆九渊之后数百年，重新把心学发现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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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心学后，陈献章回到了京城，他曾经就读于太学，现在回去探望。他的学问突然间名震京师，甚至有官员立刻辞官不做，拜他为师。回到广州后，人们纷纷探望已经成了名儒的陈献章，白沙学派成为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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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献章之所以显名后世，还得益于他的学生湛若水。湛若水也是广东人，中了举人，在赴京赶考之前认识了陈献章并拜他为师，甚至烧毁了赶考的路条，安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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