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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两者的弟子成分差别巨大，王阳明的弟子大都是达官贵人和读书人，收到王艮这样的异类已经算是特殊情况。而王艮的弟子却是五花八门，从贩夫走卒到市井百姓，无奇不有，当然也包括一些著名学者，但大都是平民出身。明代是一个民间商业很发达的朝代，这主要得益于政府官员大都背四书五经去了，对商业一窍不通，任其自由生长，而政府的纸币信用崩溃，人们被迫改用银两，反而造成了金融层面的稳定。商业发达，商人们需要他们在哲学和文化上的代言人，王艮就正好填补了他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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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的学问也非常适合这个平民群体。他从来不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者家国天下的大道理，只讲身边的小事，从人本身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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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以“格物致知”四个字，朱熹认为是“思考每一个具体物体背后的大学问，达到真理的极致”，而王阳明则认为是“把物体映射到心，在良知之中发现物体的道理”。这两种解释都很抽象化，而王艮则对这四个字重新做了解释，认为格物致知无非就是说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的身体是根本，而家国天下是枝节问题，如果个人不正，就没有办法治理好国家，格物致知，就是要修个人的根本，再来安定国家。黄宗羲给王艮的理论起了个名字，叫“淮南格物”，便于和朱熹、阳明的理论作区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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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的改变，以及对于个人身体的重视，让王艮开始大谈“百姓日用就是道”。这个理论很适合于明代发达的商人阶层，他们很乐于听到这样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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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多的人喜欢听他说，则是因为他说所有的人都能得道，只要做到了能知能行，就满大街都是圣人。在以前，人们把读书人看作一个特殊的阶层，中了秀才之后，读书人就享受了各种待遇，鼻子翘到了天上。但在王艮看来，只知道死背几本书，就算当了进士也不算是有学问，真正的学问隐藏在生活之中，只要在生活中行得正，坚持修身，谁都是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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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简易教学法第一次打断了中国读书人对学问的垄断，将学问放到了所有人的手中。泰州学派也由此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非宗教化的平民学习组织，中国南方的商业社会就从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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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泰州学派激进的反叛性格，黄宗羲叹这个学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继承者大都能“以赤手搏龙蛇”，不再是名教所能束缚的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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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侠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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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79年（明神宗万历七年），大学士张居正主导的经济财政改革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朝廷上下对于改革措施议论纷纷。张居正认定，要想推动改革，就必须打击这些议论的声音，统一舆论，形成合力推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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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皇帝的名义下达了一份诏书，要求各地方官员毁掉天下的私人书院[7]。这是一次对私人学校的系统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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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明政府一直以警惕的目光望着私人书院这个越来越庞大的社会组织。由于官方主导的文化体系呈现僵死特征，很多对政府死了心的人宁肯不入政府，愿意去独立研究学问，并广开书院，教授学徒。这些人拥有第一流的智力和学识，被明政府视为心腹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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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明政府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这些私人讲学机构。到了公元1537年（明世宗嘉靖十六年），当时的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走到哪儿就把书院开到哪儿，引起了政敌的反弹，他们开始上奏皇帝，要求摧毁各地书院。第二年，命令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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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命令并没有被严格执行。官员都出自读书阶层，他们对于要求销毁书院的命令大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导致命令没有办法真正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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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神宗时期，张居正为了改革要求统一舆论，而对他反对最大的，就来自于读书人内部的批评，这些人以书院为基地，品评政治。张居正认为，如果要推行改革，必须首先将反对派打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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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毁书院的命令下达后，各地对于读书人的镇压活动也迅速展开。而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最大的目标是一个叫作何心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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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心隐，原名梁汝元，是典型的对政府充满了警惕的读书人。他曾经参加省试，获得了江西省第一名的好成绩，但就在这时，他却突然转向，宣布不再参加考试，而是拜了泰州学派的颜山农为师，开始学习王艮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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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人不同，何心隐不仅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实践派。比如，王艮的理论要求先正心立身，然后管理好家族问题，认为人的身体和家族的利益高于政权，只有这些事情都做好了，才能去管国家的事。何心隐立刻把这个理论付诸实践，建立了一个家族自治机构，他当族长，将整个家族的红白喜事和矛盾纠纷全部管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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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仅是管理家族，也没有问题，但何心隐的管理组织是对外的，比如，当地方官员为了平衡财政，想在正税之外再多征点杂税，何心隐不仅反对，还写信将当地官员讽刺了一通。很显然，这样的家族组织如果过于强大，地方官员就捞不到什么好处了。官员找借口将他抓了起来，后来被朋友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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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心隐的侠义心肠，很像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复活。他后来去了北京，当时恰好是奸臣严嵩当道之时，严嵩将一切反对他的人都镇压下去，在朝堂上一手遮天。唯独何心隐不怕他，甚至想计策要把严嵩搞掉。由于皇帝相信方术，当时皇帝宠幸的术士叫蓝道行，何心隐刻意和蓝道行结交。一次，蓝道行在给皇帝扶乩占卜时，突然显示，有一个奸臣正在靠近皇帝。皇帝正奇怪为什么会这么说，过了一会儿，严嵩突然进来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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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实际上是何心隐和蓝道行的策划，目的是诋毁严嵩。从这一天开始，皇帝开始怀疑严嵩的品质，这种怀疑被群臣利用，并最终导致了严嵩的倒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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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虽倒，但是严嵩的党羽处处都在，何心隐为了避祸，改名换姓（从梁汝元改成了何心隐），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他以给别人做幕僚为生，却处处出谋划策，如苏秦、张仪一样纵横天下。然而，也正是因为他的性格，他不容于当时的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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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严嵩的党羽都逐渐倒掉了，后来上台执政的是张居正。在张居正手中，何心隐是否会好一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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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恰恰相反。张居正上台后，在推出对私人书院的禁令之前，就开始用强硬手段对付这些游侠。万历四年，何心隐正在湖北的孝感讲学，张居正听说后，立刻派湖广巡抚陈瑞去抓何心隐。但这次有人告密，何心隐逃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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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心隐认为自己坦坦荡荡，没有罪过，甚至想亲自前往北京申辩。但官僚机构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三年后，就在推出书院禁令的同一年，何心隐终于被抓获，被送到了新任湖广巡抚王之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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