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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神宗时期，张居正为了改革要求统一舆论，而对他反对最大的，就来自于读书人内部的批评，这些人以书院为基地，品评政治。张居正认为，如果要推行改革，必须首先将反对派打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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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毁书院的命令下达后，各地对于读书人的镇压活动也迅速展开。而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最大的目标是一个叫作何心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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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心隐，原名梁汝元，是典型的对政府充满了警惕的读书人。他曾经参加省试，获得了江西省第一名的好成绩，但就在这时，他却突然转向，宣布不再参加考试，而是拜了泰州学派的颜山农为师，开始学习王艮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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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人不同，何心隐不仅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实践派。比如，王艮的理论要求先正心立身，然后管理好家族问题，认为人的身体和家族的利益高于政权，只有这些事情都做好了，才能去管国家的事。何心隐立刻把这个理论付诸实践，建立了一个家族自治机构，他当族长，将整个家族的红白喜事和矛盾纠纷全部管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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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仅是管理家族，也没有问题，但何心隐的管理组织是对外的，比如，当地方官员为了平衡财政，想在正税之外再多征点杂税，何心隐不仅反对，还写信将当地官员讽刺了一通。很显然，这样的家族组织如果过于强大，地方官员就捞不到什么好处了。官员找借口将他抓了起来，后来被朋友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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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心隐的侠义心肠，很像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复活。他后来去了北京，当时恰好是奸臣严嵩当道之时，严嵩将一切反对他的人都镇压下去，在朝堂上一手遮天。唯独何心隐不怕他，甚至想计策要把严嵩搞掉。由于皇帝相信方术，当时皇帝宠幸的术士叫蓝道行，何心隐刻意和蓝道行结交。一次，蓝道行在给皇帝扶乩占卜时，突然显示，有一个奸臣正在靠近皇帝。皇帝正奇怪为什么会这么说，过了一会儿，严嵩突然进来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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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实际上是何心隐和蓝道行的策划，目的是诋毁严嵩。从这一天开始，皇帝开始怀疑严嵩的品质，这种怀疑被群臣利用，并最终导致了严嵩的倒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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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虽倒，但是严嵩的党羽处处都在，何心隐为了避祸，改名换姓（从梁汝元改成了何心隐），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他以给别人做幕僚为生，却处处出谋划策，如苏秦、张仪一样纵横天下。然而，也正是因为他的性格，他不容于当时的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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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严嵩的党羽都逐渐倒掉了，后来上台执政的是张居正。在张居正手中，何心隐是否会好一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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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恰恰相反。张居正上台后，在推出对私人书院的禁令之前，就开始用强硬手段对付这些游侠。万历四年，何心隐正在湖北的孝感讲学，张居正听说后，立刻派湖广巡抚陈瑞去抓何心隐。但这次有人告密，何心隐逃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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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心隐认为自己坦坦荡荡，没有罪过，甚至想亲自前往北京申辩。但官僚机构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三年后，就在推出书院禁令的同一年，何心隐终于被抓获，被送到了新任湖广巡抚王之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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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之时，何心隐就已经知道，王之垣已经获得了张居正的授意一定要杀掉他。早年他在北京见到还没有当政的张居正时，就预言会死在这个人手中。他说：这个人未来一定会主政，而主政之时，一定会杀掉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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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心隐之死，反映了民间学术与官方学术的冲突，这种冲突是无法调和的，民间学术要求的是自由精神和质疑的态度，而官方学术要求的是服从。由于奸臣以官斗为主，对于民间往往无暇顾及，这时的民间学术反而能够获得一定的空间。张居正上台后，作为改革派希望推动社会变革，这时反而会更加感觉到民间学术的不合拍，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到这时，民间学术就连一点空间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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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存在这样的制度，不管是清官还是贪官，都会做出同样的事情，倾向于控制民间，剪除反对和质疑的力量，达到铁板一块。不过，铁板一块反过来又会造成政治的脆性，一遇到困难就会崩断，最后造成整个社会的崩塌。这一点是集权社会无法避免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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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死后，他亲手建立的高效镇压体系也逐渐锈化，不仅无力镇压民间学术力量，甚至连政权本身都难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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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死卫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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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心隐死时，同情他的人很多，就在他死亡之地武昌，也有数万人为他喊冤，甚至在朝廷张榜罗列他罪状时，人们也都起哄认为这是陷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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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所有的人中，有一个人却用冷静的笔调分析着何心隐的幸与不幸，他就是李贽。李贽与何心隐同属于泰州学派，却并没有见过何心隐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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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总结了何心隐三点令人佩服之处：第一，每个人都在为了生而蝇营狗苟，可是何心隐却看透了生死，认为人终将一死，只不过是被人杀死，还是被鬼杀死的选择。第二，每个人都装作在效法孔子，可是只有何心隐是在真的效法孔子，因为孔子以天下为家，不治家产，不畏惧得罪人。也正因为得罪人，他才会被害死。李贽认为孔子之所以没有被仇人杀死，只不过是幸运，何心隐稍微不幸一点罢了。第三，何心隐效法孔子的道，却并不效法孔子的一言一行，这让那些东施效颦的人愤怒不已，把他当成是歪门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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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李贽感慨地说，当一个人临死时，有数万人为他喊冤，即便是他被最权威的宰相杀死，人们也认为是宰相在迫害他。这样的公道自在人心，又何必在乎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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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写《何心隐论》之后又过了二十三年，李贽也选择了以死抗争，也许在为何心隐招魂的那一刻，悲剧的种子已经注入了李贽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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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的思想家中，李贽是一位最伟大的践行者。他的思想已经彻底脱离了理学的束缚，不管是程朱的那一套，还是王阳明的那一套，都已经被他超越了，他自称为“狂禅”，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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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出生于福建泉州，这里曾经是中国最著名的海港城市，如同现在的广州一样，居住着大量的海外商人。他的祖辈曾经是回教徒[12]，而他本人显然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于儒学并没有特别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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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二十六岁中福建乡试的举人，之后没有继续考试。他的青壮年时代一直在南京、北京等地方的各种小官之间徘徊，生活贫困。直到五十一岁时，才被授予偏远的云南姚安太守。在治理地方时，他习惯了清静无为的方式。云南位于边陲，他因地制宜，法令清简，不言而治。除了俸禄之外，分文不取，继续保持着贫寒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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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在这时，张居正开始对民间读书人进行迫害，两年后，何心隐死去。何心隐之死，让李贽彻底放弃了对官场的渴望，开始了另一段追求心性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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