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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李贽的思想中又蕴藏着一点极其危险的倾向：由于实用主义的态度，他对经济、财政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对那些从古至今的理财专家都赞赏不已。中国集权社会存在财政饥渴症，多少钱都不够皇帝和政府花，每到朝代中后期，就会出现许许多多的理财专家，打着政府指导经济的名义，实际上是帮助政府从民间抽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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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在经济上也认同这种社会主义理念，认为古今的贤臣不是那些满口道德说教的人，而是那些实际做事，帮助政府发展经济和寻找财政的人。他反对道德说教，反对大臣只懂儒术没有实际学问，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作为明代的人，他不可能知道政府插手经济的危害，总体而言，在明代他的思想已经是最领先的，就好像所有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主义者都带着一点社会主义倾向一样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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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上，李贽也超越了他的祖师王艮。王艮认为人人都是圣人，欢迎一切贩夫走卒来参加他的课程。而李贽则把他的学生扩大到女人，强调男女平等授课，只要愿意，谁都可以来听。这在明末逐渐保守的环境中，更加显得离经叛道。设想一下，一个光头如同和尚一样的老头儿，在给一群裹脚的妇女授课，叫她们挣脱礼教的束缚，这样的场面不是在民国时期，而是发生在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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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他比何心隐幸运。他教学的时期，已经是张居正死后，张居正的集权主义已经告一段落，明王朝又回到了笨拙、僵化的轨道上，即便李贽如此离经叛道，也没有人敢于承担责任来惩罚他。只要他表面上不直接危及政权，就没有人想找这个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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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最初在南方讲学，后来竟然应前御史马经纶的邀请，跑到了距离北京只有几十里的通州去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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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十里的距离，就等于是在天子的脚下示威。在这里，他继续讲学著文，对于官僚丝毫不留情面，甚至得罪了当时的当权者大学士沈一贯。[17]这一次，朝廷终于派人来抓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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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贽的传记作家（也是朋友）袁中道的笔下，当抓他的人来到时，李贽恰好卧病在床，他要求取门板把他抬走，自称罪人不宜留。邀请他来的马经纶要跟他一起走，被他谢绝了。马经纶说：如果你是妖孽，我就是藏妖人，死也要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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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提审的大金吾派人将李贽拉上了审讯室，放在地上。问道：你为什么写作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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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回答：罪人著书甚多，这些书都在，这些书对于圣教是有益无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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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吾笑他太倔强，又佩服他的为人，最终只把他打回籍贯，没有再深究，进行更多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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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在他等待被遣返的时候，一次请侍者给他剃头时，他却乘机利用剃刀割开了喉管。两天后，他死了。在死前，侍者问他：和尚你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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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经不会说话了，只是用指头在侍者的手心里写：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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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者又问：和尚你为什么要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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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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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贽之死，从明朝到现在人们议论纷纷。坦率地说，明末政府的控制力不强，当时的政府禁书禁言的力度是比较小的，李贽能够写这么多大逆不道的书，而政府屡禁不绝，就得益于当时的行政效率低下。政府虽然对李贽很恼火，也同样没有想到要杀死他，但他为什么自己要选择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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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答案或许在他为何心隐申辩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他是在用实际行动表明，被人杀死还是被鬼杀死都是无所谓的，但关键是，要在自由中从事学问，追求自己的心，他认为，心比性命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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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在自己的遗言中写道：如果死了，就在城外找一片高地，向南挖个坑，长一丈宽五尺，深六尺就够了。然后，在这坑中间再挖一个二尺五寸深，长六尺半，宽二尺五寸的小坑，用芦席五张铺在下面，把我放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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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也不用换新的，就用在身的衣服。埋葬完毕，周围栽以树木，墓前立一石碑，题上“李卓吾先生之墓”[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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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经纶按照他的要求，将他埋葬在通州。这个明代最具独立精神的人没有在中央帝国中找到位置，却依然在另一个世界嘲笑着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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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党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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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死去两年后，公元1604年（明万历三十二年），在江苏无锡，几位学者重新建立了一个古代书院，开启了明代最后一段哲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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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书院名叫东林书院，最早建立于北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是朱熹的师公、二程的弟子杨时讲学的场所。到了明代末年，以顾宪成为首的学者们决定在无锡重新建立它，以弘扬士大夫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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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书院的重建，说明了顾宪成等人与王阳明、王艮、李贽等人的区别，王阳明开创了心学，以心学为契机，王艮、李贽等人发起了反叛思潮，从正统的儒教中叛离出去，形成了一次思想开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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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顾宪成等人却是以程朱为宗，要恢复的是保守精神。他和李贽等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于现实政治的不满。我们可以和现代做一个对比，我们现在又处于一个对现实不满的时期，这时就会出现两种思潮，一种是从制度根本上反思问题，并认为现状的问题是制度造成的，应该改变制度本身；而另一种是在制度之上进行反思，认为现状问题是由于人们不遵守制度造成的，应该做的不是改变制度，而是加强制度对人的束缚力，让每个人都遵守制度。如果放到明代，前一种人就进化成了王艮、李贽，而后一种人则进化成了顾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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