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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答案或许在他为何心隐申辩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他是在用实际行动表明,被人杀死还是被鬼杀死都是无所谓的,但关键是,要在自由中从事学问,追求自己的心,他认为,心比性命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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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在自己的遗言中写道:如果死了,就在城外找一片高地,向南挖个坑,长一丈宽五尺,深六尺就够了。然后,在这坑中间再挖一个二尺五寸深,长六尺半,宽二尺五寸的小坑,用芦席五张铺在下面,把我放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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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也不用换新的,就用在身的衣服。埋葬完毕,周围栽以树木,墓前立一石碑,题上“李卓吾先生之墓”[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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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经纶按照他的要求,将他埋葬在通州。这个明代最具独立精神的人没有在中央帝国中找到位置,却依然在另一个世界嘲笑着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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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党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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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死去两年后,公元1604年(明万历三十二年),在江苏无锡,几位学者重新建立了一个古代书院,开启了明代最后一段哲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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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书院名叫东林书院,最早建立于北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是朱熹的师公、二程的弟子杨时讲学的场所。到了明代末年,以顾宪成为首的学者们决定在无锡重新建立它,以弘扬士大夫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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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书院的重建,说明了顾宪成等人与王阳明、王艮、李贽等人的区别,王阳明开创了心学,以心学为契机,王艮、李贽等人发起了反叛思潮,从正统的儒教中叛离出去,形成了一次思想开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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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顾宪成等人却是以程朱为宗,要恢复的是保守精神。他和李贽等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于现实政治的不满。我们可以和现代做一个对比,我们现在又处于一个对现实不满的时期,这时就会出现两种思潮,一种是从制度根本上反思问题,并认为现状的问题是制度造成的,应该改变制度本身;而另一种是在制度之上进行反思,认为现状问题是由于人们不遵守制度造成的,应该做的不是改变制度,而是加强制度对人的束缚力,让每个人都遵守制度。如果放到明代,前一种人就进化成了王艮、李贽,而后一种人则进化成了顾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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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对于明代的官僚腐败、枉法知道得一清二楚,但他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强化理学传统,强调每个人的道德水平,从而让世界变成一个清官的世界。而要变成清官的世界,就要把贪官打倒,为了打倒,必然要联合其他人一起,于是就有了拉帮结派的理由。东林人士也迅速构成了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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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书院开张后,吸引了大批名士前来讲学。由于当时的掌权者沈一贯、方从哲等人都善于依附皇亲国戚、拉拢太监,排挤非同党,许多人有气无处发泄,这些人大都被吸引到顾宪成组织的小圈子里。他们议论朝政,痛斥奸党,以清流的态度吸引了世间的普通人。一时间,东林书院都容纳不下这么多的皈依者[20]。这些人被他们的反对派称为东林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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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掌握了道义优势,被他们排斥的官僚们为了自保,朝堂之上又出现了几个地域性的党派,比如浙党、齐党、楚党等。这些党派在捕风捉影之中开始互相攻击,明代末期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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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争过程中,东林党人表现得轻车熟路,丝毫不亚于他们的对手。更重要的是,党争一起,最后争论的往往不是正经事,而是许多琐碎事,或者是皇帝的家事儿,党争的各派(包括东林党)很少显示出正义性,只看见了党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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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唯一显示出正义性的事件,是参与反对矿税的运动。万历年间,由于皇帝进行了三次征伐,以及宫殿屡次起火,皇帝财政不足,开始在采矿上做文章,派出了太监作为矿监税使,从民间压榨矿税。[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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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的李三才因为矿税导致的腐败和民间反抗痛心不已,屡屡上书,顾宪成知道后,主动与李三才联系,将他拉入了东林党。他们之所以反对矿税,是因为矿税对于南部经济影响尤大,如果参与了反对矿税的运动,就掌握了南部的舆论导向,从而成为当时的舆论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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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三才也并不是清廉之士,他掌握了漕运监督权,家境豪富,受人批评,又喜欢拉帮结派,享受着朋党遍天下的便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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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累起巨大的人气后,东林党立刻投入剧烈的党争之中。他们首先争的是官员的任免。明朝有种审查官员的制度叫“京察”,最初三年一次,后来十年一次,在东林党时期,则是六年考察一次。官员的任免升降,大都和京察的结果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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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书院成立的第二年,恰好是京察之年,主持京察的是吏部左侍郎杨时乔。首辅沈一贯为了阻止杨时乔,试图用兵部尚书萧大亨来取代杨时乔,但没有成功。杨时乔主持的京察,几乎完全针对沈一贯的党人,沈一贯也坚决反击,两派陷入僵局,最后两败俱伤,沈一贯于第二年被免,杨时乔也受到了申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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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之后,历次京察都成了党派交锋的主战场,东林党和浙党、齐党、楚党以及其他小党派大打出手,基本上谁主持京察,对立党派就有人要倒台,东林党吃亏的时候也很多。直到万历皇帝死后,到了天启皇帝时期,东林党人才受到重用,但随后又遭到了大太监魏忠贤的迫害。在这一系列的党争中,明朝的政治也走向了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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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察时,大量的官员缺职,更多的人陷入争执而不敢做事,使得明朝政府的行政效率大幅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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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争京察职位之外,东林党人还用巨大的精力陷入皇帝的家事。在东林书院没有成立之前,顾宪成就坚决地介入皇帝选太子事件。万历皇帝的皇后无子,其他妃子有儿子,皇帝希望选择自己宠爱的郑贵妃的儿子,而顾宪成等大臣们却主张立皇长子。最终皇帝不得不服从了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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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围绕着皇长子朱常洛却出现了一系列离奇的事件。公元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有人拿着棍子跑进东宫伤人。万历皇帝死后,皇长子刚刚即位一个月,就因为服用了大臣送来的两粒红丸,死了。这些事件都成为党争的焦点。天启皇帝即位后,又围绕着郑贵妃等人的政权斗争,进行了另一轮的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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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争执中,东林党人表现得乐此不疲。最终迎来了他们最大的敌人——大太监魏忠贤。在双方争权的斗争中,魏忠贤将东林党人一一击倒,并烧毁了东林书院。直到崇祯帝即位,东林党人才再次得势。但这一次,他们仍然没有享受太久的权力。皇帝铲除魏忠贤之后,却发现东林党人并不好用,他们可以党争,却缺乏治国的能力,特别是面对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危机时束手无策,只好再次贬黜他们。当皇帝也没有替代人选时,这就已经到了明朝亡国之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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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争显示的是中国历史上儒教的最大悲剧,他们试图在道德上净化整个社会,但他们的道德诉求却总是被当作党派诉求,最后变成党争。而道德诉求又无助于现实,无法改变中央帝国在政治治理上遇到的危机,最终,望着摇摇欲坠的大厦,除了感慨道德的沦丧之外,没有任何救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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