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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答案或许在他为何心隐申辩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他是在用实际行动表明，被人杀死还是被鬼杀死都是无所谓的，但关键是，要在自由中从事学问，追求自己的心，他认为，心比性命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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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在自己的遗言中写道：如果死了，就在城外找一片高地，向南挖个坑，长一丈宽五尺，深六尺就够了。然后，在这坑中间再挖一个二尺五寸深，长六尺半，宽二尺五寸的小坑，用芦席五张铺在下面，把我放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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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也不用换新的，就用在身的衣服。埋葬完毕，周围栽以树木，墓前立一石碑，题上“李卓吾先生之墓”[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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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经纶按照他的要求，将他埋葬在通州。这个明代最具独立精神的人没有在中央帝国中找到位置，却依然在另一个世界嘲笑着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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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党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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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死去两年后，公元1604年（明万历三十二年），在江苏无锡，几位学者重新建立了一个古代书院，开启了明代最后一段哲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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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书院名叫东林书院，最早建立于北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是朱熹的师公、二程的弟子杨时讲学的场所。到了明代末年，以顾宪成为首的学者们决定在无锡重新建立它，以弘扬士大夫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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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书院的重建，说明了顾宪成等人与王阳明、王艮、李贽等人的区别，王阳明开创了心学，以心学为契机，王艮、李贽等人发起了反叛思潮，从正统的儒教中叛离出去，形成了一次思想开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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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顾宪成等人却是以程朱为宗，要恢复的是保守精神。他和李贽等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于现实政治的不满。我们可以和现代做一个对比，我们现在又处于一个对现实不满的时期，这时就会出现两种思潮，一种是从制度根本上反思问题，并认为现状的问题是制度造成的，应该改变制度本身；而另一种是在制度之上进行反思，认为现状问题是由于人们不遵守制度造成的，应该做的不是改变制度，而是加强制度对人的束缚力，让每个人都遵守制度。如果放到明代，前一种人就进化成了王艮、李贽，而后一种人则进化成了顾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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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对于明代的官僚腐败、枉法知道得一清二楚，但他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强化理学传统，强调每个人的道德水平，从而让世界变成一个清官的世界。而要变成清官的世界，就要把贪官打倒，为了打倒，必然要联合其他人一起，于是就有了拉帮结派的理由。东林人士也迅速构成了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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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书院开张后，吸引了大批名士前来讲学。由于当时的掌权者沈一贯、方从哲等人都善于依附皇亲国戚、拉拢太监，排挤非同党，许多人有气无处发泄，这些人大都被吸引到顾宪成组织的小圈子里。他们议论朝政，痛斥奸党，以清流的态度吸引了世间的普通人。一时间，东林书院都容纳不下这么多的皈依者[20]。这些人被他们的反对派称为东林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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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掌握了道义优势，被他们排斥的官僚们为了自保，朝堂之上又出现了几个地域性的党派，比如浙党、齐党、楚党等。这些党派在捕风捉影之中开始互相攻击，明代末期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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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争过程中，东林党人表现得轻车熟路，丝毫不亚于他们的对手。更重要的是，党争一起，最后争论的往往不是正经事，而是许多琐碎事，或者是皇帝的家事儿，党争的各派（包括东林党）很少显示出正义性，只看见了党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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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唯一显示出正义性的事件，是参与反对矿税的运动。万历年间，由于皇帝进行了三次征伐，以及宫殿屡次起火，皇帝财政不足，开始在采矿上做文章，派出了太监作为矿监税使，从民间压榨矿税。[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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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的李三才因为矿税导致的腐败和民间反抗痛心不已，屡屡上书，顾宪成知道后，主动与李三才联系，将他拉入了东林党。他们之所以反对矿税，是因为矿税对于南部经济影响尤大，如果参与了反对矿税的运动，就掌握了南部的舆论导向，从而成为当时的舆论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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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三才也并不是清廉之士，他掌握了漕运监督权，家境豪富，受人批评，又喜欢拉帮结派，享受着朋党遍天下的便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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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累起巨大的人气后，东林党立刻投入剧烈的党争之中。他们首先争的是官员的任免。明朝有种审查官员的制度叫“京察”，最初三年一次，后来十年一次，在东林党时期，则是六年考察一次。官员的任免升降，大都和京察的结果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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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书院成立的第二年，恰好是京察之年，主持京察的是吏部左侍郎杨时乔。首辅沈一贯为了阻止杨时乔，试图用兵部尚书萧大亨来取代杨时乔，但没有成功。杨时乔主持的京察，几乎完全针对沈一贯的党人，沈一贯也坚决反击，两派陷入僵局，最后两败俱伤，沈一贯于第二年被免，杨时乔也受到了申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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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之后，历次京察都成了党派交锋的主战场，东林党和浙党、齐党、楚党以及其他小党派大打出手，基本上谁主持京察，对立党派就有人要倒台，东林党吃亏的时候也很多。直到万历皇帝死后，到了天启皇帝时期，东林党人才受到重用，但随后又遭到了大太监魏忠贤的迫害。在这一系列的党争中，明朝的政治也走向了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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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察时，大量的官员缺职，更多的人陷入争执而不敢做事，使得明朝政府的行政效率大幅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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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争京察职位之外，东林党人还用巨大的精力陷入皇帝的家事。在东林书院没有成立之前，顾宪成就坚决地介入皇帝选太子事件。万历皇帝的皇后无子，其他妃子有儿子，皇帝希望选择自己宠爱的郑贵妃的儿子，而顾宪成等大臣们却主张立皇长子。最终皇帝不得不服从了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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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围绕着皇长子朱常洛却出现了一系列离奇的事件。公元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有人拿着棍子跑进东宫伤人。万历皇帝死后，皇长子刚刚即位一个月，就因为服用了大臣送来的两粒红丸，死了。这些事件都成为党争的焦点。天启皇帝即位后，又围绕着郑贵妃等人的政权斗争，进行了另一轮的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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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争执中，东林党人表现得乐此不疲。最终迎来了他们最大的敌人——大太监魏忠贤。在双方争权的斗争中，魏忠贤将东林党人一一击倒，并烧毁了东林书院。直到崇祯帝即位，东林党人才再次得势。但这一次，他们仍然没有享受太久的权力。皇帝铲除魏忠贤之后，却发现东林党人并不好用，他们可以党争，却缺乏治国的能力，特别是面对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危机时束手无策，只好再次贬黜他们。当皇帝也没有替代人选时，这就已经到了明朝亡国之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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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争显示的是中国历史上儒教的最大悲剧，他们试图在道德上净化整个社会，但他们的道德诉求却总是被当作党派诉求，最后变成党争。而道德诉求又无助于现实，无法改变中央帝国在政治治理上遇到的危机，最终，望着摇摇欲坠的大厦，除了感慨道德的沦丧之外，没有任何救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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