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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第二十章 神学散去，实学到来（公元1644—公元19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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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灭亡、清朝的文字狱以及八股科考对于文化的摧残，让清初的文人终于开始从根子上反思中国文化和哲学的问题。他们不再相信所谓的大体系，更愿意从小处入手，考证具体的问题。他们的做法与西方的科学方法论有着惊人的吻合，不随意上升到形而上，只研究可以用逻辑和观察验证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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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初三大家中，王夫之是唯一一个仍然带着体系特征的学者，他试图将理学时代的务虚哲学引向务实，强调客观和物质，避免构造空虚的“宇宙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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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则转向了政治学，试图从政治规律的角度来分析明亡的教训，并分析了中国政治中存在的许多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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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成了清代实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他最大的贡献在政治地理学，用科学考察的精神，对中国的山川地理、户籍物产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他还在音韵、考证、考古、金石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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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实学将逻辑的力量运用到了儒教经典时，摧毁性的力量出现了：阎若璩通过考证，证明现世流传的《古文尚书》是后世伪造的。儒教学者们奉若神明的儒经成了伪书，摧毁了许多人的信仰，也宣示着任何神圣的东西必然需要经过逻辑的考验，否则就是虚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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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实学在社会科学上的成就，已经接近一次文艺复兴。即便没有外国思想的到来，中国两千余年的大一统哲学也可能被内部发展的学术成就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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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崇祯末年，就在李自成进攻北京和清朝叩关的时候，在皇帝的朝堂上突然贴出来一张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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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纸条上的内容令人大吃一惊，上面写着：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妻两口，奉申贽敬，晚生八股顿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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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纸颠覆了人们对于明代的刻板认知，将对明代科考制度的愤恨表达得淋漓尽致。从更大的角度来看，它实际上也宣布了中国两千多年统治哲学走入了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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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末年，不管是当权派（右派），还是以东林党为代表的道德派（左派），以及以阳明学为代表的自由派，在面临社会时都已经找不到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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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是中央集权的最高峰，在朱元璋的设计下，没有人能够挑战皇帝的权威，也没有人能够停下这个庞大的机器，甚至没有人能对它做出必要的调整。但这台机器又足够稳定地存在了近三百年才崩溃。在这三百年里基本上没有出现什么重大问题。汉代曾经出现了王莽之乱，唐代有安史之乱，但明代的稳定性远远高于汉唐，即便已经变得虚弱不堪，也很难被纯粹从内部攻破，只是因为清朝的崛起和李自成内乱，内外夹攻才终于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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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明代集权的同时，从西方却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能兼顾稳定和发展的制度。在历史上，西方制度一直是落后于东方的，只能在比较小的疆域内建立国家，无法在更大范围内保持稳定。但明代时，西方却进入了超车的轨道上，开始发展出代议制、宪政制，同时对民间的放松也导致了经济、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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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谈宪政的陈词滥调，只说在科学上，西方发展出了一套认识世界的新方法。之前东西方哲学都有一个烂毛病：不喜欢对现实世界进行观察，而是喜欢制造一些无法观察的概念。不知道人们死后会去往哪里，就发明了一个概念叫作“鬼”，并规定鬼是现世的人观察不到的；不知道世界是怎么运行的，人们懒得去实际观察，玄学家发明了“无”的概念，理学家发明了“天理”的概念，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是空想和吵架，却与现实世界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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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现象都可以以增加概念的方法来圆通，却无助于人们了解真实的世界。针对于此，威廉·奥卡姆提出了一条规矩：除非必要，勿增实体，[2]禁止人们胡乱地制造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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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培根提出另一条人类认识世界的方法：首先不是制造理论和概念，而是观察世界，当搜集了足够的观察材料之后，再利用归纳法整理材料，总结规律；其次，当总结出规律后，再利用演绎法来验证规律，如果根据规律推导的结果与新的观察相符合，就证明这条规律是可行的，否则，规律就是错误的，要重新回到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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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提出的这种方法至今仍然是科学的基石，将观察、归纳、演绎、验证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同时，将那些不可观察的概念排除在了科学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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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古代的学术研究中，没有观察、验证这两步，归纳也非常简单，而以想象和演绎为主，至于符不符合事实，没有人在意。这一点中外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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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虽然产生了泰州学派这样的民间思潮，同时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萌芽，但受制于中央帝国的束缚，无法进一步解放出来，也找不到更加现代的思想来发展科学技术。事实上，在这个政权内部以及它提倡的哲学内部，已经不可能再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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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灭亡后，一群知识分子开始痛定思痛，开始讨论明朝为什么变得如此僵化和不可救药。他们从哲学体系中寻找答案，认识到从两汉开始的儒教试验已经走到了尽头，将一切可能的扩展都已经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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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虽然不知道世界即将进入另一个阶段，并由西方思潮引领，却本能地感觉到，哲学和思想不能仅仅为了统治服务，而是为了整个社会，甚至只为了纯粹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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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的引领下，清初成了一个消解中国哲学的时代，他们不是为了建立另一套大而全的哲学体系，而是首先质疑原有的体系，将两汉以来的儒教思想一一证伪，证明它们是错的。在他们证伪这些旧体系时，却建立了一系列的工具学科，比如考据学、政治学、金石学、声律学、考古学、地理学等，这些统称为实学的科目看上去不如哲学那么宏大，却更加有用处，也更加符合现代科学精神，与培根的归纳、验证暗暗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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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之后，当西方思潮进来时，人们发现，中国文人在学术方法上已经做了一定的储备，让有的人能够迅速接受西方的科学和哲学，完成了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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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1840年到公元1911年，在短短的七十年里，中国人已经抛弃了两千年的积垢，迅速地拥抱了西方体系，并产生了许多名噪一时的大家。这比起印度、美洲、东南亚的集权国家都要短得多，唯一能够超过中国的只有日本，但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中国人学习的速度并不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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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说，清前期的学术转向更应当受到我们的重视。当明朝灭亡的钟声刚刚敲响，学术界对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清理工作已经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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