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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二次实学精神开始于清初，最初也是在文化、社会、经济方面发展，这一次人们对于客观性强调得更进一步，也更看重逻辑和验证的力量。如果假以时日，也许会和西方一样，从文化转向自然研究，产生一次科技复兴，但我们无从验证这种假设是否成立，因为西方的入侵，将中国强行带入了这一个轨道。中国的科技发展最终是靠外力推动的，没有机会实现自我的缓慢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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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就是第二次实学精神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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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的一生在科举上坎坷无比。他二十八岁才是县学生员，三十九岁才中举，之后六次会试都没有考中。但他的学问却早已传到了中央政府的耳中，在皇帝下令编撰《四库全书》时，还把他找了去，让他以举人的身份，厕身于大批的进士高才生之中，那时他已经五十一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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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显得好看一点，他五十三岁又参加了会试，没想到又失败了。皇帝看着实在不像话，特准他和进士们一同参加殿试，给了他一个同进士出身。但他获得出身后两年就去世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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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经历正好说明，考试所用的八股文与真学问是多么的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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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戴震并没有像范进那样，为了考试把其他的都耽误了。他本人一直勤于钻研，写成了大量的著作。在他死后十余年，乾隆皇帝偶尔翻起他校的《水经注》，问大臣：戴震还在吗？当听说戴震早已经死去，皇帝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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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后人的总结，戴震的学问从对文字的考证开始，到训诂之学，从训诂再进入义理层面的解读。按照这个步骤，他的学问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是“小学”，第二是“测算”，第三是“典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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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小学，指的是声韵、文字方面的考证学问，以及对于语法、语音的总结。[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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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测算，指的是数学、几何、天文、历法等学问。[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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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典章制度，内容更加宽泛，既包括了经学的考证，也包括了对于地理、河渠等的考证。[23]比如，在戴震之前，《水经》一书因为流传，早就和注文混为一体，戴震将《水经》和注文分开，再详细考证了这本书对应的山川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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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考工记》是一部战国时期的工程技术手册，记载了从建筑到兵器、农具、生活用具的制作方法。但由于年代久远，记载简单，很难通过阅读这七千字的书稿，获得完整的印象。戴震则根据书稿，通过考证，将书中提到的各种制作方法用图的形式表现出来，恢复了中国古代的制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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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从《永乐大典》中将《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等数学书籍恢复了出来，总结古代数学成就的同时，又采用西方数学来研究勾股弦问题、圆的问题，开拓了中国的数学。同时，他的《策算》专门讲乘除开方，更是超越了中国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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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严格的学术精神，将中国的学术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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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顾炎武等人的开拓下，到了戴震，中国学术终于走出了大而全、形而上的模式，进入了研究具体问题、实际问题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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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谈论清代学问时，常常认为清代没有哲学，只有小学（各种专门技艺），比起宋明来要差很远。但实际上，清代学问的演化，恰好是人类哲学发展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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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人们将一切关于智慧的学问都称为哲学，此时的哲学是无所不包的，既包括对宇宙、社会的看法，也包括数学、天文、物理这些专门化的学问。人们从信仰到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各种知识，都受到哲学的统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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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对世界认识的加深，许多学科从哲学中分化了出来。比如，在牛顿时期，人们仍然不提“科学”，只是将之称为“自然哲学”，也就是有关自然的哲学，牛顿最著名的著作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牛顿之后，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并继续细分成了物理、化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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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科学分离时，关于人类社会的一系列学问，如政治学、经济学等也逐渐分离，形成了单独的学问。当这些更加成熟的学问都纷纷独立时，给哲学的领域只剩下了那些无法充分观察，只能凭借信仰维持的部分。“哲学家”这个词曾经是博学的代称，但现在许多所谓的哲学家都只能靠贩卖心灵鸡汤而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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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现代哲学比起古代哲学对人类的影响已经在缩小，因为它不再负责解释宇宙的构成，也不再影响人类的经济和生活。哲学的退缩与科学的前进，是现代人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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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哲学恰好符合了这种趋势，文人们已经意识到，构建一个大而全的一统理论不仅无益于治理国家，反而禁锢了人们的思维。更何况，在没有研究透自然和社会时，任何声称“宇宙真理”的学问都必然是伪真理。他们选择各种“小学”是有意识的主动选择，不仅仅是无奈和退缩。他们的研究也并非鸡毛蒜皮，而是磨炼思辨工具、发展考据功夫、重新审理古代材料的过程，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典籍都被重新研究，并利用考古学对中国历史进行再审查，将自然、地理、历史、政治制度进行重新研读。当把这些材料研究透彻，再从“小学”进化到更大的学问。这条路不仅是西方科学发展的必经之路，也同样适合中国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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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40年，当西方的炮舰强迫中国人睁开眼睛时，恰好中国的学术已经站在了现代的门口，于是，东方的头脑与西方的学问碰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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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事件记载于多种清初史料，但文字略有不同。本书采纳吕留良《吕晚村先生诗集·伥伥集·卷三·真进士歌》自注的文字。而根据蔡尔康《纪闻类编·卷四》，这张纸张贴在北京大明门上，文字为“奉送大明江山一座”，落款为“八股朋友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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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个原则称为“奥卡姆剃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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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史稿·王夫之传》：“康熙十八年，吴三桂僭号于衡州，有以劝进表相属者，夫之曰：‘亡国遗臣，所欠一死耳，今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祓禊赋以示意。三桂平，大吏闻而嘉之，嘱郡守馈粟帛，请见，夫之以疾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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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易外传·系辞上传》：“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无其道则无其器，人类能言之。虽然，苟有其器矣，岂患无道哉？君子之所不知，而圣人知之。圣人之所不能，而匹夫匹妇能之。人或昧于其道者，其器不成，不成，非无器也。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固其诚然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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