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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行问题上,吕柟主张知行二者不可偏废,先知而后行。他认为,宋明诸大儒所教修养方法,似偏于知,当以行字为之补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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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知行,自有次第,必先知而后行,不可一偏。傅说曰:“非知之艰”,圣贤亦未尝即以知为行也。周子教人曰静,曰诚,程子教人曰敬,张子以礼教人,诸贤非不善也,但亦各执一端。(《明儒学案》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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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虽然说的是道德修养方面的知与行,并不是理论上知和行的关系的讨论,但他有一明确的看法,这就是先知后行,知行并重。这里先后只表示具体知行中的次序,并不是说价值上的主与次、轻与重。明代哲学多讲心性体验,知行等抽象的理论问题不为所重。故吕柟亦仅泛泛提及而已。与他知行并重的见解相应,在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的关系上,他反对张载德性之知不萌于见闻的说法,主张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相辅而行。如他的学生问:“张子何以言‘不梏于见闻?’”吕柟回答:“吾之知本是良的,然被私欲遮蔽了,必赖见闻开拓,师友夹持而后可。虽生知如伏羲,亦必仰观俯察。……殊不知德性与闻见相通,原无许多等第也。”(《明儒学案》第140页)就是说,知识是道德修养的辅助,知识的作用在唤醒心中本具的德性良知,而且从根本上说,二者是同一的。这可看做对张载偏重于德性之知的纠正。总之,吕柟是一个持守程朱学说的学者,并且承续张载关学之流风余韵,没有大的创获。他的弟子在南方者居多,他们受阳明学的影响亦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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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之学学风平实,而于平实中见精彩,非如王门后学中一些人一意求新,高自标榜,讥河东之学为“未见性”。后来东林学者高攀龙说:“薛文清、吕泾野语录中皆无甚透悟。后人或浅视之,岂知其大正在此。”(《会语》,《高子遗书》卷五)黄宗羲也说:“河东之学,悃愊无华,恪守宋人矩矱。故数传之后,其议论设施,不问而可知其出于河东也。若阳明门下亲炙弟子,已往往背其师说,亦以其言之过高也。”(《明儒学案》第109页)这都是从纠王门后学的偏向着眼,赞扬河东之学平实无奇,与王门学者的评论自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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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第三章 吴与弼的自治力行与胡居仁的主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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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前期理学代表人物,曹端、薛瑄之后有吴与弼。吴与弼特别强调躬行实践,尤重在已发念头上省察克治。吴与弼的弟子有胡居仁与陈献章。胡居仁主敬之学,是朱熹学说在江西的主要继承者。陈献章江门之学,是朱熹学说向明代心学转折的关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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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一 吴与弼的自治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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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与弼(1391—1469)字子傅,号康斋,江西崇仁人。青年时从杨溥学理学,读《伊洛渊源录》,慨然有志于道,弃举业,专意于五经四书、诸儒语录,躬耕自力,讲学授徒。晚年被荐,招至京师,授谕德,辞未就。曾向英宗上“陈言十事”。归家后仍讲学,终老于乡。有《康斋集》,主要是他的读书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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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与弼之学,着重在已发上省察克治,在哲学形上学方面所造不深。他一生“于作止语默间,孜孜求其合于道”,常于静处痛自惩创。后来的学者说他“刻画过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康斋集提要》),“刻苦奋励,多从五更枕上、汗流泪下得来”(《明儒学案·师说》)。他的读书札记《日录》中多处自述“梦见孔子”、“梦见朱子”,从中亦可看出他求道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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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与弼之学最显著的方面,在奉行宋儒“存天理,去人欲”的训条严厉克治自己。吴与弼尝说:“夜痛自检点且不暇,岂有功夫检点他人?责人密,自治疏矣,可不戒哉!”(《康斋集》卷十一)吴与弼的读书札记,大多不是对书中义理的融释发挥,而是与自己心中欲念搏斗的实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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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体衰惫,家务相缠,不得专心致志于圣经贤传,中心益以鄙诈而无以致其知,外貌益以暴慢而何以力于行!岁月如流,岂胜痛悼,如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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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家务相因,忧亲不置,书程间断,胸次鄙吝,甚可愧耻。吾之所以不能如圣贤,而未免动摇于区区利害之间者,查理不精,躬行不熟故也。(《康斋集》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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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吴与弼的学问方向,就在于检点自己,在省察克治中逐渐变化气质。所以,吴与弼之学不是“上达”,而是“下学”;是修养功夫论的,不是本体论的。这里可以看出明代前期儒学的一个特点,这就是特别重视功夫论。宋代理学家多重视本体论,周敦颐、张载、二程、邵雍、朱熹、陆九渊、杨简等,皆有关于形上本体的论述,且以本体论为功夫论的根据。明代前期儒者,特别是薛瑄与吴与弼,较少在本体论上阐发,且以此为虚玄。他们认为,本体论前贤已道尽无余蕴,后来的儒者只需遵循前代儒者设定的修养路径去实行即可。躬行践履是明代前期儒者普遍奉行的方向。所以总体上说,宋代理学家多高明卓绝,体系大而内容周备,境界高而功夫切实。明代前期儒者皆规模促迫,无雍容宽余气象。虽然自律甚严,从体验之深切与践履之坚卓说亦多有可观,但理论内容上不深广,缺少知识上的学究天人,专走笃实践履一路。黄宗羲说:“河东之学,悃愊无华,恪守宋人矩矱。”(《明儒学案》第109页)是从王学不守故步、勇于自创新格的立场着眼,自有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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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与弼也有一些主张读书穷理的议论,如:“读书穷理,从事于敬恕之间,渐进于克己复礼之地。”“观《近思录》,觉得精神收敛,身心检束,有歉然不敢少恣之意,有悚然奋拔向前之意。”(《康斋集》卷十一)读书在朱熹是格物的方式之一,格物是为了明理。而吴与弼的读书,更多的是用以对治自己气质中的弱点。读书在吴与弼绝不像朱熹那样,是以书中的义理消去心中鄙吝,而是靠读书来静定心的憧憧往来与向外驰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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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中事物纷至,兼以病疮,不免时有愤躁,徐整衣冠读书,便觉意思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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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活物,涵养不熟,不免动摇。只常常安顿在书上,庶不为外物所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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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事后即须读书,不使此心顷刻走作。(以上见《康斋集》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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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非常向往古人读书甚乐的境界,如:“南轩读《孟子》甚乐,湛然虚明,平旦之气略无所挠,绿荫清昼,薰风徐来,而山林阒寂,天地自阔,日月自长。邵子所谓‘心静方能知白日,眼明始会识青天’,于斯可验。”(《康斋集》卷十一)他为自己规定了每日功课:“今日所当为者,夙兴盥栉,家庙礼毕,正襟端坐,读圣贤书,收敛此心,不为外物所汩。夜倦而寝,此外非所当计。”并且作诗二句置座右以自勉:“澹如秋水贫中味,和似春风静后功。”(《康斋集》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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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与弼自觉气质偏于刚忿,所以他多锻炼含容一法。他的读书札记中,警戒刚忿处甚多,如:“一事少含容,盖一事差。则当痛加克己复礼之功,务使此心湛然虚明,则应事可以无失。静时涵养,动时省察,不可须臾忽也。”“寄身于从容无竞之境,游心于恬淡不挠之乡,日以圣贤嘉言善行沃润之,则庶几其有进乎!”(《康斋集》卷十一)吴与弼用功数十年,着意克治自己刚忿之病,但觉把捉操持过于严毅,反排遣不下,于是转向未发中的涵养,悟“制而不行者硬苦,以理处之则顺畅”,故又以读书穷理为涵养,不欲速求效,渐渐能已发未发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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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与弼一生清贫,他以张载“富贵贫贱,庸玉汝成”和孟子“动心忍性,增益其不能”之训勉励自己不以贫病为意,札记中此类记载甚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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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窗亲笔砚,心下清凉之甚,忘却一身如是之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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