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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理之昭明灵觉 良知概念源于《孟子》。孟子曾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尽心上》）认为人具有一种不学不虑便天然具有的道德意识，这种意识最初的表现便是爱亲敬长。所以称为“良知”，一是因为这种道德意识是善的，二是因为它是先验地具有的。道德修养就在于将这种先验的道德意识，由“火之始燃，泉之始达”，培养至“溥博渊泉”地位。孟子的全部修养方法，如集义、养气等皆以此为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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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继承了孟子这一思想，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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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欲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传习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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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完整的阐述，有本体，有功夫，将王阳明致良知的意思明确道出。对比孟子关于良知的定义，可以说，阳明更加突出了良知自动地呈现于心并为主体所觉知的品格。如果说，在孟子那里，良知还主要是一种朦胧的、处于萌芽状态的“情”（四端之情）的话，在阳明这里，良知就主要是一种明显呈露于知觉层面的“意识”。阳明给了这种意识以更多的“知”的色彩。其次，这段话把孟子以后儒家的修养功夫，特别是为程颐、朱熹反复强调的“胜私复理”的内容加了进来，使致良知功夫的两面——正面的保任良知充塞流行和负面的胜私复理——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并和《大学》的致知诚意结合起来。这段话是徐爱所记，表明阳明把孟子的良知和《大学》的格物、诚意融合在一起，在他早期思想里就有了。虽然阳明对孟子的思想有了增广，但我们还是可以说，这里所包含的思想，主要是孟子的，比起他晚年赋予良知的许多复杂精微的思想来说，仍是简单、平实和最基本的。在代表晚年成熟思想的《大学问》中，阳明也以此为全部功夫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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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也，而其一体之心犹能不昧。……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在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性而已耳。非能于本体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王阳明全集》第9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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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阳明看来，“人是天地的心”，人最多最完美地体现了宇宙根本法则，从这个方面说，人是一个具体而微的宇宙。而人心又是人之知觉灵明所在，所以，“人心是天地发窍处”。宇宙根本法则通过人心这个孔窍表现出来。人心是宇宙的全部精蕴所在，良知是天理的表现。阳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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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无不知敬其兄，只是这个灵。能不为私欲遮隔，充拓得尽，便完完是他本体，便与天地合德。（《传习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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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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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现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传习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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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阳明“良知即天理”的最明确的解释。阳明的“良知即天理”在表达心与道德理性的关系上比陆九渊的“心即理”更为精粹：“心即理”的心没有明确区分形而上的性理和形而下的情欲，而只笼统言心，故攻此者甚众。但“良知即天理”因为有“良”、“天理”作限定，保证了良知内容的纯洁性。并且在阳明哲学中，天理在心中的表现是主动的，只要不被私欲障蔽，心自然就表现为天理。良知就是天理在心中的自觉。关于这一点，刘宗周说得十分清楚：“先生承绝学于词章训诂之后，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明儒学案·师说》）良知最基本的内容，一是性，一是觉。“所性之觉”就是天理自然显露而为主体所知。因为良知是性理在人心的显现，所以人与天理是相通的，人与宇宙万物处在一个大系统中，天、理、性、心、气等等，不过是对这个大系统的不同方面的描述：“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传习录》中）又说：“性一而已”、“心一而已”等。 阳明屡屡说要破除内外之分，他的着眼点在宇宙这个大系统，他的最高的人格理想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所有这些，都是从天人合一、良知是天地万物的发窍处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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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非之心 是非之心，是王阳明良知内涵的又一重要方面。王阳明说：“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传习录》中）是非之心，可以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是是非非”，即因其是而好之，因其非而恶之，亦即好善恶恶。这里引的阳明这段话就是这个意思，意为，良知有天赋的好善恶恶的趋势。一是“知是知非”，即良知知道何者为是何者为非，阳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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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良知原是完完全全的，是的还它是，非的还它非，是非只依着它，更无有不是处。这良知还是你的明师。（《传习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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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方面的意思，是阳明是非之心最主要的意思。阳明晚年四句教也强调这一点：知善知恶是良知。这里良知是包二者为一的。好善恶恶是一种情感，知善知恶是一种能力。良知是道德情感和道德判断能力的统一。知善知恶以好善恶恶为根据，有“不容已”的好善恶恶的情感，才有知善知恶的现实判断的发生，所以阳明又把知善知恶归结为好善恶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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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传习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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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方面的分别是应该的，而且是重要的，因为在阳明的语录和书信中，对这两个方面是有强调的侧重点的，“好善恶恶”是意志的品格，知善知恶是理智的品格。对于前者，阳明强调“意诚”，因为意诚，则真能好善恶恶。阳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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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功夫有深浅，初时若不着实用意去好善恶恶，如何能为善去恶？这着实用意便是诚意。（《传习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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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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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圣人。（《传习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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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后者，阳明强调在实践中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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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无定在，无穷尽，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谓止此也。再言之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传习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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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教导弟子在实事上用功，认为只有在实事上才能使良知中意志与理智得到锻炼。因此阳明是非之心的思想与知行合一是统一的。在实事上磨炼，自己发一念知其善，即能着实去好；发一念知其恶，即能着实去恶。对于别人的是非，在实事上磨炼才能养成敏锐的判断能力。所以，知行合一阳明后来虽不甚讲，但它实际上已融入致良知中。着实致良知自能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致良知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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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是非之心发生判断的方式，阳明有前后认识上的不同。在早期和提出致良知宗旨以前，以理智的形式为主。所谓理智的形式，即良知对于外界的反应采取分析、推理、证明等等理智的方法。阳明曾说：“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随事应去，良知便粗了。”（《传习录》下）随着阳明长期的实事磨炼，特别是遭逢数次重大事变，良知的反应能力趋于熟化，阳明对于良知愈益恃任，越来越倾向于把良知作为直觉能力。作为“诚意中之好恶”，自己发一念，其好其恶，良知自然知得；就是对于别人言行的判断，也付诸直觉。良知对于外来判断，喜而好之者，其必是；不喜而恶之者，其必非，好恶一从良知，即无不合天理。在阳明，长期的理性判断熟化为当下的直觉，这种直觉并伴随着情感的好恶，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已经融合无间，以至于道德判断的理性思维过程已凝聚为当下的道德情感。阳明弟子王龙溪描述阳明这种境界说：“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明儒学案·姚江学案》引）良知对于是非的判断，在阳明是由他半生所积累的是非评价的经验作基础的。所以，他的熟化、他的直觉并非率意的、任性的，而是有根据的。这个根据就是阳明所说“良知上自然的条理”。“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也有天赋和后得之分。天赋的条理，即人心天然具有的分别不同差等而居之的倾向。后得的条理，指这种分别对待作为理智与经验凝聚、积累于个体心中，并变为理性本身的、自然的结构，在人对外界的反应中起作用。这种“良知上自然的条理”有一种迅捷、直接的优越性，它不是对每一事都进行理性的思考、排比、综合，而是诉诸长期理智与经验的整合作用而形成的价值结构。阳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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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现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来，不须假借。然其发现流行处，却自有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者，所谓天然自有之中也。（《传习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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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阳明弟子尝问：“大人与物同体，如何《大学》又说个厚薄？”阳明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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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体，把手足捍头目，岂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燕宾客，心又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宁救至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这是道理合该如此。及至吾身与至亲，更不得分别彼此厚薄。盖以仁民爱物皆从此出，此处可忍，更无所不忍矣。《大学》所谓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此便谓之义。（《传习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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