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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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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现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传习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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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阳明“良知即天理”的最明确的解释。阳明的“良知即天理”在表达心与道德理性的关系上比陆九渊的“心即理”更为精粹:“心即理”的心没有明确区分形而上的性理和形而下的情欲,而只笼统言心,故攻此者甚众。但“良知即天理”因为有“良”、“天理”作限定,保证了良知内容的纯洁性。并且在阳明哲学中,天理在心中的表现是主动的,只要不被私欲障蔽,心自然就表现为天理。良知就是天理在心中的自觉。关于这一点,刘宗周说得十分清楚:“先生承绝学于词章训诂之后,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明儒学案·师说》)良知最基本的内容,一是性,一是觉。“所性之觉”就是天理自然显露而为主体所知。因为良知是性理在人心的显现,所以人与天理是相通的,人与宇宙万物处在一个大系统中,天、理、性、心、气等等,不过是对这个大系统的不同方面的描述:“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传习录》中)又说:“性一而已”、“心一而已”等。 阳明屡屡说要破除内外之分,他的着眼点在宇宙这个大系统,他的最高的人格理想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所有这些,都是从天人合一、良知是天地万物的发窍处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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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非之心 是非之心,是王阳明良知内涵的又一重要方面。王阳明说:“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传习录》中)是非之心,可以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是是非非”,即因其是而好之,因其非而恶之,亦即好善恶恶。这里引的阳明这段话就是这个意思,意为,良知有天赋的好善恶恶的趋势。一是“知是知非”,即良知知道何者为是何者为非,阳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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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良知原是完完全全的,是的还它是,非的还它非,是非只依着它,更无有不是处。这良知还是你的明师。(《传习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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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方面的意思,是阳明是非之心最主要的意思。阳明晚年四句教也强调这一点:知善知恶是良知。这里良知是包二者为一的。好善恶恶是一种情感,知善知恶是一种能力。良知是道德情感和道德判断能力的统一。知善知恶以好善恶恶为根据,有“不容已”的好善恶恶的情感,才有知善知恶的现实判断的发生,所以阳明又把知善知恶归结为好善恶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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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传习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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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方面的分别是应该的,而且是重要的,因为在阳明的语录和书信中,对这两个方面是有强调的侧重点的,“好善恶恶”是意志的品格,知善知恶是理智的品格。对于前者,阳明强调“意诚”,因为意诚,则真能好善恶恶。阳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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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功夫有深浅,初时若不着实用意去好善恶恶,如何能为善去恶?这着实用意便是诚意。(《传习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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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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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圣人。(《传习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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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后者,阳明强调在实践中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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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无定在,无穷尽,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谓止此也。再言之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传习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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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教导弟子在实事上用功,认为只有在实事上才能使良知中意志与理智得到锻炼。因此阳明是非之心的思想与知行合一是统一的。在实事上磨炼,自己发一念知其善,即能着实去好;发一念知其恶,即能着实去恶。对于别人的是非,在实事上磨炼才能养成敏锐的判断能力。所以,知行合一阳明后来虽不甚讲,但它实际上已融入致良知中。着实致良知自能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致良知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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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是非之心发生判断的方式,阳明有前后认识上的不同。在早期和提出致良知宗旨以前,以理智的形式为主。所谓理智的形式,即良知对于外界的反应采取分析、推理、证明等等理智的方法。阳明曾说:“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随事应去,良知便粗了。”(《传习录》下)随着阳明长期的实事磨炼,特别是遭逢数次重大事变,良知的反应能力趋于熟化,阳明对于良知愈益恃任,越来越倾向于把良知作为直觉能力。作为“诚意中之好恶”,自己发一念,其好其恶,良知自然知得;就是对于别人言行的判断,也付诸直觉。良知对于外来判断,喜而好之者,其必是;不喜而恶之者,其必非,好恶一从良知,即无不合天理。在阳明,长期的理性判断熟化为当下的直觉,这种直觉并伴随着情感的好恶,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已经融合无间,以至于道德判断的理性思维过程已凝聚为当下的道德情感。阳明弟子王龙溪描述阳明这种境界说:“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明儒学案·姚江学案》引)良知对于是非的判断,在阳明是由他半生所积累的是非评价的经验作基础的。所以,他的熟化、他的直觉并非率意的、任性的,而是有根据的。这个根据就是阳明所说“良知上自然的条理”。“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也有天赋和后得之分。天赋的条理,即人心天然具有的分别不同差等而居之的倾向。后得的条理,指这种分别对待作为理智与经验凝聚、积累于个体心中,并变为理性本身的、自然的结构,在人对外界的反应中起作用。这种“良知上自然的条理”有一种迅捷、直接的优越性,它不是对每一事都进行理性的思考、排比、综合,而是诉诸长期理智与经验的整合作用而形成的价值结构。阳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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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现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来,不须假借。然其发现流行处,却自有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者,所谓天然自有之中也。(《传习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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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阳明弟子尝问:“大人与物同体,如何《大学》又说个厚薄?”阳明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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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体,把手足捍头目,岂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燕宾客,心又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宁救至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这是道理合该如此。及至吾身与至亲,更不得分别彼此厚薄。盖以仁民爱物皆从此出,此处可忍,更无所不忍矣。《大学》所谓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此便谓之义。(《传习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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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阳明的这个内在结构中,良知始于仁而行于义。“仁”即爱亲敬长及而后发展成的万物一体的境界。在万物一体境界中,如果需要分别对待,良知又自能作出分别。这种既分别又合于道德原则,即“义”。义即有分别而合宜。这种合宜与否的内在评价系统是良知,接受良知的指令、遵照良知的分别而去行动的系统也是良知。良知是裁制者与行为者的统一。这种裁制和按裁制去行动在仁的天赋层面只是一习惯性的倾向,而在由理性到直觉的熟化过程中,它又成为自然的和自觉的。这里,表现出王阳明一个卓越的思想:义(宜)的裁制行动和评价系统——良知,主要是后天训练的结果,它有一个经由锻炼积累而逐渐形成又敏锐起来的过程。这一过程,必须是通过实践而获得的,必须是主客体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这是阳明在德性培养过程方面一个很有价值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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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关于是非之心的思想,还有一个非常卓越的方面:判断是非的惟一标准是良知,舍此再无别的标准。因此,阳明不承认任何外在的权威。他认为,世之讲学者,皆口耳之学;口耳之学,测度揣求,只在知识上立家当,故对博学多闻之士,易生钦敬企望之心。他自己的学问是讲之以身心的,是实有诸己的,实有诸己,则首先以自己的良知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他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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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传习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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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虽在明斥朱熹对于《大学》的解释与增补,但其中包含否定一切权威的大胆思想。这对于打破当时“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僵化学术局面,起了促进作用。阳明这一点是对历代思想家中大胆怀疑经典的权威性,对权威学者不盲从、不迷信的批判精神的继承,也是他求“真知”的必然结果。在阳明看来,经典是人心的活动的外在记录,并非神圣不可怀疑。他曾说:“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传习录》上)这已开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先河。经是史,只是古人身心活动的记录,不能将其置于不敢疑、不敢议的地位。阳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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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王阳明全集》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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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心地位高于六经。吾心是是非的最后裁定者。这种大胆藐视一切权威,惟以自己的良知为是非判断标准的精神,通过阳明弟子的推阐,对晚明思想解放是起了推动作用的。它的直接结果是造成了一批狂士,这些狂士敢于抨击旧有的权威,敢于怀疑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这对打破旧有教条,开创新的学术局面是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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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思是良知的发用 良知的另一意思是思维主体。这一意义不是良知最主要的意义,阳明在良知的这一意义的运用上也不太严格。本来,良知与心应该是有很大区别的。心作为精神活动器官,包括了与知识理性、道德理性及审美有关的一切。而良知主要是道德理性,它主要与道德活动有关,包括道德意识、道德情感的发生、监督、评价、裁制等功能。心中发生的活动,只有与道德理性有关的,才能进入良知系统。良知像一个卫士,意识活动的每一发生都从它面前走过。而他的天赋识别系统只指令它盘查与道德有关的意识活动。阳明后期由于良知包容了比前期大得多的内容,作为“心”的属性的,也渐次为良知所有。也就是说,良知作为“天理之昭明灵觉处”,不仅觉“天理”而且也觉一般事物。“觉”作为良知的本质属性,由觉道德扩大到觉一般。阳明曾说:“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传习录》中)此处良知是心之虚灵明觉,即是说良知是知觉、思维等理智活动的主体。阳明又说,“思是良知之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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