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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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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现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传习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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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阳明“良知即天理”的最明确的解释。阳明的“良知即天理”在表达心与道德理性的关系上比陆九渊的“心即理”更为精粹：“心即理”的心没有明确区分形而上的性理和形而下的情欲，而只笼统言心，故攻此者甚众。但“良知即天理”因为有“良”、“天理”作限定，保证了良知内容的纯洁性。并且在阳明哲学中，天理在心中的表现是主动的，只要不被私欲障蔽，心自然就表现为天理。良知就是天理在心中的自觉。关于这一点，刘宗周说得十分清楚：“先生承绝学于词章训诂之后，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明儒学案·师说》）良知最基本的内容，一是性，一是觉。“所性之觉”就是天理自然显露而为主体所知。因为良知是性理在人心的显现，所以人与天理是相通的，人与宇宙万物处在一个大系统中，天、理、性、心、气等等，不过是对这个大系统的不同方面的描述：“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传习录》中）又说：“性一而已”、“心一而已”等。 阳明屡屡说要破除内外之分，他的着眼点在宇宙这个大系统，他的最高的人格理想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所有这些，都是从天人合一、良知是天地万物的发窍处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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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非之心 是非之心，是王阳明良知内涵的又一重要方面。王阳明说：“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传习录》中）是非之心，可以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是是非非”，即因其是而好之，因其非而恶之，亦即好善恶恶。这里引的阳明这段话就是这个意思，意为，良知有天赋的好善恶恶的趋势。一是“知是知非”，即良知知道何者为是何者为非，阳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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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良知原是完完全全的，是的还它是，非的还它非，是非只依着它，更无有不是处。这良知还是你的明师。（《传习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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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方面的意思，是阳明是非之心最主要的意思。阳明晚年四句教也强调这一点：知善知恶是良知。这里良知是包二者为一的。好善恶恶是一种情感，知善知恶是一种能力。良知是道德情感和道德判断能力的统一。知善知恶以好善恶恶为根据，有“不容已”的好善恶恶的情感，才有知善知恶的现实判断的发生，所以阳明又把知善知恶归结为好善恶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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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传习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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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方面的分别是应该的，而且是重要的，因为在阳明的语录和书信中，对这两个方面是有强调的侧重点的，“好善恶恶”是意志的品格，知善知恶是理智的品格。对于前者，阳明强调“意诚”，因为意诚，则真能好善恶恶。阳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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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功夫有深浅，初时若不着实用意去好善恶恶，如何能为善去恶？这着实用意便是诚意。（《传习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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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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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圣人。（《传习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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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后者，阳明强调在实践中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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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无定在，无穷尽，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谓止此也。再言之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传习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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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教导弟子在实事上用功，认为只有在实事上才能使良知中意志与理智得到锻炼。因此阳明是非之心的思想与知行合一是统一的。在实事上磨炼，自己发一念知其善，即能着实去好；发一念知其恶，即能着实去恶。对于别人的是非，在实事上磨炼才能养成敏锐的判断能力。所以，知行合一阳明后来虽不甚讲，但它实际上已融入致良知中。着实致良知自能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致良知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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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是非之心发生判断的方式，阳明有前后认识上的不同。在早期和提出致良知宗旨以前，以理智的形式为主。所谓理智的形式，即良知对于外界的反应采取分析、推理、证明等等理智的方法。阳明曾说：“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随事应去，良知便粗了。”（《传习录》下）随着阳明长期的实事磨炼，特别是遭逢数次重大事变，良知的反应能力趋于熟化，阳明对于良知愈益恃任，越来越倾向于把良知作为直觉能力。作为“诚意中之好恶”，自己发一念，其好其恶，良知自然知得；就是对于别人言行的判断，也付诸直觉。良知对于外来判断，喜而好之者，其必是；不喜而恶之者，其必非，好恶一从良知，即无不合天理。在阳明，长期的理性判断熟化为当下的直觉，这种直觉并伴随着情感的好恶，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已经融合无间，以至于道德判断的理性思维过程已凝聚为当下的道德情感。阳明弟子王龙溪描述阳明这种境界说：“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明儒学案·姚江学案》引）良知对于是非的判断，在阳明是由他半生所积累的是非评价的经验作基础的。所以，他的熟化、他的直觉并非率意的、任性的，而是有根据的。这个根据就是阳明所说“良知上自然的条理”。“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也有天赋和后得之分。天赋的条理，即人心天然具有的分别不同差等而居之的倾向。后得的条理，指这种分别对待作为理智与经验凝聚、积累于个体心中，并变为理性本身的、自然的结构，在人对外界的反应中起作用。这种“良知上自然的条理”有一种迅捷、直接的优越性，它不是对每一事都进行理性的思考、排比、综合，而是诉诸长期理智与经验的整合作用而形成的价值结构。阳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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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现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来，不须假借。然其发现流行处，却自有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者，所谓天然自有之中也。（《传习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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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阳明弟子尝问：“大人与物同体，如何《大学》又说个厚薄？”阳明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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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体，把手足捍头目，岂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燕宾客，心又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宁救至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这是道理合该如此。及至吾身与至亲，更不得分别彼此厚薄。盖以仁民爱物皆从此出，此处可忍，更无所不忍矣。《大学》所谓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此便谓之义。（《传习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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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阳明的这个内在结构中，良知始于仁而行于义。“仁”即爱亲敬长及而后发展成的万物一体的境界。在万物一体境界中，如果需要分别对待，良知又自能作出分别。这种既分别又合于道德原则，即“义”。义即有分别而合宜。这种合宜与否的内在评价系统是良知，接受良知的指令、遵照良知的分别而去行动的系统也是良知。良知是裁制者与行为者的统一。这种裁制和按裁制去行动在仁的天赋层面只是一习惯性的倾向，而在由理性到直觉的熟化过程中，它又成为自然的和自觉的。这里，表现出王阳明一个卓越的思想：义（宜）的裁制行动和评价系统——良知，主要是后天训练的结果，它有一个经由锻炼积累而逐渐形成又敏锐起来的过程。这一过程，必须是通过实践而获得的，必须是主客体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这是阳明在德性培养过程方面一个很有价值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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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关于是非之心的思想，还有一个非常卓越的方面：判断是非的惟一标准是良知，舍此再无别的标准。因此，阳明不承认任何外在的权威。他认为，世之讲学者，皆口耳之学；口耳之学，测度揣求，只在知识上立家当，故对博学多闻之士，易生钦敬企望之心。他自己的学问是讲之以身心的，是实有诸己的，实有诸己，则首先以自己的良知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他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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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传习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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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虽在明斥朱熹对于《大学》的解释与增补，但其中包含否定一切权威的大胆思想。这对于打破当时“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僵化学术局面，起了促进作用。阳明这一点是对历代思想家中大胆怀疑经典的权威性，对权威学者不盲从、不迷信的批判精神的继承，也是他求“真知”的必然结果。在阳明看来，经典是人心的活动的外在记录，并非神圣不可怀疑。他曾说：“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传习录》上）这已开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先河。经是史，只是古人身心活动的记录，不能将其置于不敢疑、不敢议的地位。阳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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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王阳明全集》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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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心地位高于六经。吾心是是非的最后裁定者。这种大胆藐视一切权威，惟以自己的良知为是非判断标准的精神，通过阳明弟子的推阐，对晚明思想解放是起了推动作用的。它的直接结果是造成了一批狂士，这些狂士敢于抨击旧有的权威，敢于怀疑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这对打破旧有教条，开创新的学术局面是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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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思是良知的发用 良知的另一意思是思维主体。这一意义不是良知最主要的意义，阳明在良知的这一意义的运用上也不太严格。本来，良知与心应该是有很大区别的。心作为精神活动器官，包括了与知识理性、道德理性及审美有关的一切。而良知主要是道德理性，它主要与道德活动有关，包括道德意识、道德情感的发生、监督、评价、裁制等功能。心中发生的活动，只有与道德理性有关的，才能进入良知系统。良知像一个卫士，意识活动的每一发生都从它面前走过。而他的天赋识别系统只指令它盘查与道德有关的意识活动。阳明后期由于良知包容了比前期大得多的内容，作为“心”的属性的，也渐次为良知所有。也就是说，良知作为“天理之昭明灵觉处”，不仅觉“天理”而且也觉一般事物。“觉”作为良知的本质属性，由觉道德扩大到觉一般。阳明曾说：“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传习录》中）此处良知是心之虚灵明觉，即是说良知是知觉、思维等理智活动的主体。阳明又说，“思是良知之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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