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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此意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相合。阳明之“知”是良知，“行”是将良知所知为天理者推行于事为之中。知以明觉言，行以实地践履言，知行本来合一。以慎独言，独知即是良知，慎之不已之功夫即是行。故慎独也就是知行合一。慎独无有知行先后可分，即知即行，知行同时发动。季本的知行合一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貌似而实不同。阳明所谓行主要是将良知所知之善推致于事亲事君等具体事为，功夫主要在实行。而季本的慎独，其行只是“惺惺”，即主宰不昧之义，其功夫主要在心有主上，故季本的知行合一仍不出其“龙惕”之旨。季本在实学方面，主要是旧迹的探察，庙制、乐律等的考索订正。其实还是知识的成分多，在实践的广阔和体验的深刻上远不如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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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本的龙惕，有取于《易》乾卦卦爻辞，主要强调“贵主宰而恶自然”之义，他的全部理论，无非是要说明“舍主宰而言自然，则自然者气化也，必有忽于细微而愆于理义之正者”（《明儒学案》第276页）。他的这一思想，源于阳明早年“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阳明早年，确有贵主宰而恶自然的思想。阳明有一段话，与季本上述思想非常接近，或为其所本，这段话说：“天地气机，原无一息之停，然有个主宰，故不先不后，不急不缓，虽千变万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时，与天运一般不息，虽酬酢万变，所谓从容自在，所谓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传习录》上）季本性理方面的著作，虽不像黄绾针对性那样强，但也是有为而发。黄宗羲说：“先生悯学者之空疏，只讲说为事，故苦力穷经。”（《明儒学案》第272页）此言其经学考释著作写作之由。对龙惕之旨提出的原因和发生的作用，黄宗羲也指出：“其时同门诸君子，单以流行为本体，玩弄光影，而其升其降之归于划一者无所事。此则先生 ‘主宰’一言，其关系学术非轻也。”（《明儒学案》第273页）季本的学术，同黄绾一样，旨在发挥阳明早年主宰常定的思想，反对龙溪为首的高明一路以流行为本体，中无主宰的趋向。这个意思为后来的刘宗周大力阐扬。季本的学术，对于遏止阳明学向狂荡的方向发展，使之返回实地，是有一定的导向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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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第九章 邹守益“戒惧”之旨及其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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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古称江右，王阳明一生军事、政治、学术活动，与江西甚有关系，概括其一生学术宗旨的“致良知”即揭自江西。阳明在江西弟子众多，其中学行皆著者，有邹守益、欧阳德、聂豹、罗洪先、刘文敏、刘邦采、王时槐、胡直、宋仪望等数十人。其学术虽不无异同，但大体倾向于良知经锻炼后方可恃任，主张归寂主静、收摄保聚等修养方法，与直任先天良知的王龙溪绝不类。黄宗羲曾说：“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明儒学案·姚江学案一》）。邹守益是最能体现江右学风的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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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守益（1491—1562）字谦之，号东廓，江西安福人，正德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宸濠反，曾从阳明往征，襄赞军事。世宗朝，因大礼议上疏忤旨，下诏狱，谪广德州判官。擢礼部郎中，累官至南京国子祭酒。因直言忤上意，落职。家居二十余年，周流讲学。卒赠礼部右侍郎，谥文庄。其著作由门人编为《东廓邹先生文集》十二卷、《东廓先生遗稿》十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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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守益初见阳明，求为父撰写墓志，听阳明讲学，破数年之疑，于是拜阳明为师。后两次至越见阳明，别后阳明寄书数封，眷念殷殷。门人问其故，阳明答曰：“曾子所谓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若谦之者良近之矣。”（《传习录》下）其学行深得阳明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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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一 “戒惧”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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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守益之学，以“戒惧”为宗旨。戒惧出自《中庸》：“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原意为时时提撕警觉，不使心稍有所忽。即使极隐微之地，亦不敢懈怠间断。朱熹区分戒惧和慎独，认为戒惧是意念未生起时提撕警觉，慎独是意念生起而人不知时谨慎小心。王阳明不同意朱熹这种区分，认为：“只是一个功夫，无事时固是独知，有事时亦是独知。戒惧即是知，己若不知是谁戒惧？如此见解便要流入断灭禅定。”（《传习录》上）阳明这个观点，本于他的良知常精常明，无有灭息之时的理论。邹守益继承了阳明这一思想，把戒惧作为道德修养功夫的全部内容。在邹守益这里，戒惧也即孔门所谓“敬”，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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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门要旨，只在修己以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杂于尘俗也。戒慎恐惧，常精常明，则出门如宾，承事如祭。故道千乘之国，直以敬事为纲领。（《简胡鹿崖巨卿》，《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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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戒惧，目的在于不使良知污坏，保持精明状态；只有良知精明，才能流行所至皆合理，是非判断皆中节。在邹守益，戒惧是功夫，良知是本体。良知本体即天理，其流行自有天然之中，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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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精明处，自有天然一定之则，可行则行，可止则止，真是鸢飞鱼跃，天机活泼；初无妨碍，初无拣择。所患者好名好利之私，一障其精明，则糠秕迷目，天地为之易位矣。（《答周顺之》，《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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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本精明无蔽，功夫在戒惧以去其障蔽。故邹守益之戒惧说，实即复性：“吾心本体，精明灵觉，浩浩乎日月之常照，渊渊乎江河之长流。其有所障蔽，有所滞碍，扫而决之，复见本体。古人所以造次于是、颠沛于是，正欲完此常照、常明之体耳。”（《简君亮伯广诸友》，《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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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守益把戒惧与《大学》的“明明德”联系起来，认为良知即明德，戒惧即明明德功夫，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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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之明，人人完足，遇亲而孝，遇君而忠，遇朋友而信，无往非明德之流行；流行之合宜处谓之善，其障蔽而壅塞处谓之不善。学问之道无他，去其不善以归于善而已矣。（《简鲍复之》，《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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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守益所谓良知，与王阳明大致相同，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对本具之善性的自觉，即阳明所谓“所性之觉”，二是主体的是非判断功能及其准则。求得“所性之觉”，亦惟在“明心”；明心之功，即去其障蔽以复其本体，而非对本体有所损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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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之教，乃从天命之性，指其精神灵觉而言，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无往而非良知之运用。故戒惧以致中和，则可以位育；扩充四端，则可以保四海。初无不足之患，所患者未能明耳。好问好察以用中矣，诵诗书以尚友也，前言往行以蓄德也，皆求明之功也。及其明也，只是原初明也，非合天下古今之明而增益之也。（《复夏太仆敦夫》，《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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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守益这里以天命之性为四端之情之所出，性是情的根据，情是性的运用。他的戒惧以致中和，是负面功夫；扩充四端，是正面功夫。戒惧是“格其非心”，扩充四端是致良知，致良知即格物。故邹守益说：“博文格物，即戒惧扩充，一个功夫，非有二也。”（《复夏太仆敦夫》，《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五）此亦王阳明“博文即约礼”、“道问学即尊德性”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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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守益功夫全在下学上用，而下学即所以上达，故主张体用合一、寂感合一，反对离感求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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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感无二时，体用无二界，如称名与字。然称名而字在其中，称字而名在其中。故中和有二称，而慎独无二功。（《简余柳溪》，《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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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只戒惧慎独一功，用在感时即用在寂时，寂感体用不二，说一则另一自然包含其中。邹守益反对以寂为本来面目，以感应、运用为寂体之效验并因而专用功于寂，感上着不得功夫的观点，认为这种见解割裂寂感的体用关系，倚于感则为逐外，倚于寂则为专内，均于本性之体用不二有弊。所以他主张在日常人伦庶物上戒惧慎独，此便是下学上达功夫。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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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伦庶物，日与吾相接，无一刻离得。故庸德之行，庸言之谨，兢业不肯放过，如织丝者丝丝入扣，无一丝可断，乃是经纶大经。（《龙华会语》，《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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