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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所要达到的目标在时时执中，而只有执中，才可以言知本，言修身之学。格致诚正，目的在得中，而格致诚正本身，即是止，即是修。止修与允执厥中可以互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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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看，李材的止修确实与黄绾的艮止有相似之处。黄绾的艮止，力辟禅学无止之非，他曾批评陆九渊、杨简、王阳明、王龙溪等，甚至连后人认为醇乎其醇的程颢、张载皆有指摘，批评其杂入禅学。故艮止之旨，在使学者止于当止之地，不为禅学浸入。而李材止修之学，重在指斥阳明后学以知识为性体、禅学以作用为性等“不知所止”的弊端。对阳明以良知为性体的学说亦有批评，不过其激烈程度较黄绾为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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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认为李材的知止与聂豹的“归寂”也有一些相似之处。聂豹重在寂感之辨，他认为寂是性，感是情，归寂才能通感，执体才能应用，故必使心体常寂。李材则言止于性，止于理。就是从这个意义上，黄宗羲认为李材的摄知归止与聂豹的“归寂”根本上是一致的。从学术形态大的趋向上说，邹守益、欧阳德、聂豹、罗洪先与李材皆属收敛一路，但若细究，各人宗旨不同。黄宗羲的断语，是从学术的大趋向说，实际上李材与聂豹的差别，比他与黄绾的差别要大得多。首先，聂豹属王门，具有王学的基本特征，他承认王阳明的基本命题“良知即天理”，以致良知为扩充、推致性体的功夫。他的理论重点是，辨寂感；寂感属良知的形态，而不是良知的本质、良知的内涵。他与欧阳德、刘文敏等人的辩论，是王门内部在学说重点或对阳明宗旨理解差异上的辩论。而李材则不属王门，他的止修宗旨首先在于辨别知与性的不同，认为性在心内但性不即是心，此一点已自别于王门。他认为良知只是心而不是性，把以良知为学术宗旨的学者斥之为“释氏以作用为性”，尤不合王门家法。另外，李材的知止是流行中处处皆止，聂豹则是归寂于体，执体以应用。二者有较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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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修宗旨，是李材从《大学》中提炼出的，止修二字是宋明儒者通用功夫，不过李材特别提揭以为宗旨而已。刘宗周曾说：“文成而后，李先生又自出手眼，谆谆以‘止修’二字压倒‘良知’，亦自谓考孔、曾，俟后圣，抗颜师席，率天下而从之，与文成同。昔人谓良知醒而荡，似不若止修二字有根据实也。然亦只是寻将好题目做文章，与坐下无与。”（《明儒学案》第13页）这里还是说李材的止修大而无当，宗旨虽似紧扣儒者修身要务，但没有提出切实的功夫道路。这一评论是符合李材之学的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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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四 修身与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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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材的止修宗旨还有一个重要的含义，这就是以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人一生功业，皆系于修身；《大学》之三纲八目，可一言以蔽之：修身为本。没有修身做基础，就没有家国天下的事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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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外无有家国天下，修外无有格致诚正。均平齐治，但一事而不本诸身者，即是五霸功利之学；格致诚正，但一念而不本诸身者，即是佛老虚玄之学。故身即本也，即始也，即所当先者也。知修身为本，即知本也，知止也，知所先后者也。（《大学古义》，《见罗先生书》卷一，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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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治国平天下自修身始，修身为本，家国天下为末；修身为体，家国天下为用。《大学》所谓“知所先后则近道”，修身即所当先。家国天下如果没有修身做根本，做指导，必流入功利；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如果不本诸修身，必流入虚玄。所以“止修”二字，除上述止于性地为修身之义外，还有“止于修身之地，以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这个意思。前者比较具体，可视为功夫要领。后者则相当宽泛，实际上是人生总原则，是对于理学内容的空泛的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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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李材还把“身”这个名词的意思引申开来，提出家身、国身、天下身的概念，指出所谓修齐治平，处理实际事物不是根本目的，而要将均齐治平看做修身的事项，把家国天下看做修身的场所。也就是说，外在的功业是为了内在人格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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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不是兜揽家，盖在家身，家即是修之事也。治国不是兜揽国，盖在国身，国即是修之事也。平天下不是兜揽天下，盖在天下身，天下即是修之事也。故家国天下者，分量也；均齐治平者，事绪也。余尝曰：家国天下者，修身地头也。此所以天子与庶人一也。（《大学约言》，《明儒学案》第6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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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处处皆修身之地，成就道德品质即在眼前的具体活动中，离开了人各自所做的事，就无法成就道德。这个意思即儒家“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所表达的意思，也与王阳明所谓“离了簿书讼狱，亦无良知可致”的意思一致。家国天下的重要性不一样，需要的能力也不一样，但这只表示分量，不表示性质，从在任何地位都可以修身来说，家国天下并无性质的不同，家国天下之事即修身之事。李材以修身为本，以家国天下为末的思想，与王阳明的著名弟子王艮的“淮南格物”说非常接近。这里不能说李材和王艮谁吸收了谁，而是各人自得的见解，因为他们共同遵奉《大学》。修身为本是《大学》的根本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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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材的止修与他关于知行的思想吻合。关于知行关系，李材论述极少，《明儒学案》所选仅有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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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即是行，行只是知，此知行所以本来合体也。知到尽处，只体当得所以行；行到尽处，只了当得所以知。此知行所以本来同用也。（《答李汝潜》，《见罗先生书》卷十，第13页；《明儒学案》第6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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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路非常接近：知行本来合体，知即知如何行，行即完成所知，知行同为一件事的两个方面，这就是他所谓“同用”。“合体”、“同用”是王阳明思想的精髓：“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行是两个字说一个功夫，一个功夫须要这二个字才能说得完全。”（《传习录》上）李材虽没有像王阳明那样大量地讨论知行关系，也没有王阳明那样宽阔的理论眼光，但仅此一句，亦可见到他的知行思想的大概。他的知行思想可以说取自王阳明，他曾说过：“阳明真命世之才，有度越千古之见。诸所论著者无一非学圣之真功。”（《答董蓉山》，《见罗先生书》卷十二，第1页）虽对其致良知宗旨未惬于心，但对其一生功业十分倾心，所以在半生行事上刻意学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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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材理论中最突出的，是把性与知的区别，把摄知归止的必要性，以前所未有的醒豁提了出来；把道德之为道德的本质，道德与知识的关系鲜明地揭示了出来，以至于割裂了宋明理学“体用一源”、理气不离不杂等中心观念，所以招致黄宗羲、许孚远、高攀龙等的批评，此亦不足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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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第十六章 王艮及泰州之学的初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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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儒学案》列《泰州学案》，现在一般研究明代学术的著作凡涉及王艮及泰州诸人，皆称“泰州学派”。但加以详细考辨可知，泰州不能算作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派别。它不像江右学派那样有一个大致相近的学术趋向，且派下学者皆为江西人，也不像东林学派那样以一个学术中心为依托且在政治见解、学术活动上形成一个团体。泰州诸人之所以列为一个学案，完全是以师承关系。但所谓师承，以《明儒学案》所记而论，有交谊甚深，数十年相从问学者；有慕名相随，处数月而别者；有片言之下得悟而终身称师者。所谓师与弟子，学术面貌多相差甚大。泰州诸人也不是一个地域性的学术群体，同一泰州旗下，其著名者，有江右之颜山农、何心隐，蜀之徐樾、罗汝芳，楚之耿定向、耿定理，浙之周汝登、陶望龄，粤之杨起元，南京之焦竑等。虽皆曾问学泰州门下，但学术宗旨杂沓纷乱。清末袁承业在编辑《王心斋先生遗集》时，据王栋、王襞文集中提到的听讲者名字、地方志及时人文集中所记听讲者，编列了一个泰州学派弟子名录，但这个名录大多只有名字，无事迹乡贯。仅能张大泰州之军，对研究泰州诸人的思想无甚帮助。除王艮及其子侄之外，《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中所列诸人，并不能构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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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山农、何心隐是泰州派下重要人物，黄宗羲谓：“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所能羁络矣。”（《明儒学案》第703页）黄宗羲着重的，实际上是泰州后人行事中表现的大无畏精神，如何心隐以布衣计去严嵩，反对张居正之类。“非名教所可羁络”所举例证，皆无甚惊人处。当时黄宗羲未见颜山农著作，现发现整理出版的颜山农文集中所表现的思想，与《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前案语中所述颜山农“其学以人心妙万物而不测者也。性如明珠，略无尘染，有何睹闻，着何戒惧。平时只是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及时有放逸，然后戒慎恐惧以修之。凡儒先见闻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此大旨也”差别甚大。其“七日来复”，多为神秘体验，其中理论的成分甚少。“急救心火”亦存理去欲之意，不过换了一种招徕人、鼓动人的说法。在纠正弟子修养方法上提出的“制欲非体仁”之说，也不过主张正面开发人内在的道德资养，反对苦苦强制心不起意之类。何心隐文集中有理论创见的东西也不多，故本书皆略去不论。泰州之学，有系统理论的当属其创始人王艮及其子侄王栋、王襞及后学罗汝芳、耿定向、焦竑及激烈反传统的人物李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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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艮（1483—1541）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人，出身灶户之家。七岁进乡塾，因家贫辍学，随父往来山东经商。常随身带《论语》、《孝经》等书，逢人质义，久而烂熟，能信口谈解，《明儒学案》所述传记说他一日梦天堕压身，万人奔号求救，他以只臂擎起，手整失序星辰，梦醒后汗下如雨，自此心体洞彻。这说明他青年时就有担当重任、拯救万民的志向。一日闻人言王阳明在江西讲学，与自己学术大旨相类，于是启行，着古冠服进见。“始入，先生据上座。辩难久之，稍心折，移其座于侧。论毕，乃叹曰：‘简易直截，艮不及也。’下拜自称弟子。退而绎所闻，间有不合，悔曰：‘吾轻易矣。’明日入见，且告之悔。阳明曰：‘善哉，子之不轻信从也。’先生复上座，辩难久之，始大服，遂为弟子如初。阳明谓门人曰：‘向者吾擒宸濠，一无所动，今却为斯人动矣。’”（《明儒学案》第710页）王艮原名银，王阳明取周易艮卦义，为他更名艮，字汝止。阳明擒宸濠后归家讲学，王艮相从至越，来学者多先由王艮指授，然后问学于王阳明。后还家，自制蒲轮，从泰州至京师，招摇于道路，观者如堵。因他冠服言动不与人同，都人目为怪魁。归泰州后，开门授徒，学术趋于平实。后周流于江浙间讲学，同门会讲，必请王艮主席。卒后其著作由王氏族人汇合其子王襞、族弟王栋的著作编为《淮南王氏三贤全书》。清末民初，东台人袁承业在《三贤全书》基础上，加以校订，自编《王艮弟子谱系》补入，编成《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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