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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王艮的功夫，明显吸收了程颢“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的方法。王艮所识的良知，同时也就是性，也就是中。它们与宇宙根本法则“道”是同一的。良知本自现成，人人具足，修养的关键在识得良知自在，保养不失。保养良知就在于还它自然自在的本来面目，才要庄敬，便不自然，便是起意，起意便是私心。在王艮这里，良知时时精明，时时活泼，不用私意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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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之体与鸢鱼同一活泼泼地，当思则思，思则通之，何尝缠绕。要之自然天则，不着人力安排。（《语录》，《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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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良知不仅是存在，也是活动，它的活动与自然的规则和韵律一致，无有丝毫隔碍。良知表现为思的时候，这种思也是与自然的规则和韵律吻合为一的，这就是“自然天则”。在王艮这里，良知有体有用，其体即性、道、中，其用是思，是觉。良知本体在内容上是天理，在表现形式上是自然、自在。良知是这两个方面的统一。王艮与弟子的一段问答，明确地显示了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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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天理良知之学同乎？”曰：“同。”“有异乎？”曰：“无异也。天理者，良知自有之理也。良知者，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者也。惟其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以为天然自有之理。惟其为天然自有之理，所以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也。”（《语录》，《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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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与百姓的区别，就在于圣人自觉此良知，安于此良知。贤人去欲复理，追求此良知。一般人则“日用而不知”，待先觉教化。但教化亦只是指出，百姓之良知与圣贤之良知本来相同。所以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百姓日用即道”是他对于良知以上看法的一个自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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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有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的意思是说，百姓日用常行中体现出来的不假思索，不用安排，自自然然，简易直接的方式就是道，道与事物的自然律则为一；第二方面的意思是说，圣人之事即百姓日用之事，圣人之道就是百姓穿衣吃饭。这两个方面的思想皆来源于王阳明。王阳明曾说：“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又曾教导弟子：“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传习录》下）在王阳明这里，“与愚夫愚妇同”，从形式上说，良知人人皆有，天然完足，虽愚夫愚妇不少亏欠，愚夫愚妇的良知与圣人的良知同。从内容上说，所谓良知天理，无非百姓日用常行之事。讲学讲百姓日用常行，就是讲天、道、性、理等玄妙高深的道理。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对王阳明以上两个方面的思想都有继承：第一个方面，导出他良知当下即是，无须深究远求；第二个方面，导出他以教化俗，从精英文化转向平民文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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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王艮认为，所谓道，所谓理，表现为人心之良知，良知与万物中体现的理则是一致的，在日常行为上，良知表现出不假安排，当下即是，一呼便出，不用思索安排的形式，一有思索安排，便是转念，便是拟议，便不自然，《年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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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言百姓日用是道，初多不信。先生指童仆之往来、视听、持行、泛应动作处，不假安排，俱是顺帝之则，至无而有，至近而神。（《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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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日常行为，由多次重复而形成一套最合理、最简易、最省力的反应模式。这种模式因熟化而忘却具体反应过程，往往有不假思索，当下完成，而又合规律合目的的特点。王艮正是把这一点作为良知。顺帝之则，指它的合规律性；至无而有，是说它不识不知，一触便应；至近而神，是说它虽是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事情，但有与形而上的道一致的神妙品格。邹德涵语录中的一段话，形象地说明了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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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有一友问心斋先生云：“如何是‘无思而无不通’？”先生呼其仆，即应；命令取茶，即捧茶至。其友后问，先生曰：“才此仆未尝先有期我呼他的心，我一呼之便应，这便是‘无思无不通’。”是友曰：“此则满天下都是圣人了。”先生曰：“却是日用而不知，有时懒困着了，或作诈不应，便不是此时的心。阳明先生一日与门人讲大公顺应，不悟。忽同门人游田间，见耕者之妻送饭，其夫受之食，食毕与之持去。先生曰：‘这便是大公顺应。’门人疑之，先生曰：‘他却是日用不知的，若有事恼起来，便失这心体。’”（《明儒学案》第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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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子捧茶，一呼即应，不假思索，前不拟议，后不滞留，这正是其良知现成自在当下顺适处。农夫耕田，其妻送饭，食毕将盛饭之器还于其妻，其妻持之还家。这都是自然简易不用思索安排的。所谓良知，就是这种现现成成、自自然然的东西，不用矫饰，出之便合天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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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艮的这一思想，与禅宗的“平常心是道”、“无修之修”非常相像。现在没有材料说明王艮曾涉猎过禅宗，他的著作中也没有评论禅宗的文字，这可以说是他的下层劳动者的经历和自学成材的方式使然。这一点不同于阳明弟子中王龙溪、聂豹等具有学者气息的人。但王艮亲炙阳明甚久，阳明的禅学思想也间接地影响了王艮。这一点不容忽视。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如果舍掉其中“道”与理的成分，只就良知的反应形式着眼，确实难辞禅宗“作用是性”之评。所以，黄宗羲说泰州龙溪“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明儒学案》第703页），并非无由而发，也不单指泰州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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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艮的良知自然现成的思想，对他的后学影响很大，尤其是他的儿子王襞和门弟子徐樾。现成良知之义经王艮强调，王襞、徐樾、罗汝芳推阐，发展了人性自然现成这个方面，至明末与市民阶层兴起而带来的人性解放趋势合流，逐渐演成一股自然人性论的强大思潮，其中“百姓日用即道”浚河导源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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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二 平民与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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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日用即道的另一个含义是，天、道、性、命等儒家终极关怀的东西，并不是少数学者的专有物，道即表现在百姓日常事物中，道与百姓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王艮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语录》，《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就是说，离开百姓日用，离开“家常事”，则无道可言，专事体究天道性命等形上领域，不贴近百姓日常生活，即是异端。王艮的这一理论，表明他要把儒家以士君子修身为主的学者文化、精英文化推向平民，使修身成为一般百姓的自觉追求。王艮从学阳明以后的实践活动，主要是围绕实现这一愿望展开的。比如，王艮在阳明门下，曾有“千载绝学，天启吾师，可使天下有不及闻者乎”的志愿，归家后，制一轻车，上书“天下一个，万物一体，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遵圣道天地弗违，致良知鬼神莫测，欲同天下人为善，无此招摇做不通”，以教导下层民众为己任。他身着古冠服招摇于道路，正是为了引起更多的下层民众的注意。王艮出身于灶丁，从小就参加煮盐劳作，他对儒家经典的掌握是实用性的。这决定了他要走的决不是科举入仕做官吏兼学者这条通常士子所走的道路，而是以从《大学》、《论语》、《孝经》这些最浅近的儒家启蒙读物中获得的知识，与自己在实践中的体验相结合，走一条以道化俗的道路。王艮的这一愿望，在他后来所做的《鳅鳝赋》中表现得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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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人闲行于市，偶见肆前育鳝一缸，复压缠绕，奄奄然若死之状。忽见一鳅，从中而出，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或前或后，周流不息，变动不居，若神龙然。其鳝因鳅得以转身通气而有生意。是转鳝之身、通鳝之气、存鳝之生者，皆鳅之功也。虽然，亦鳅之乐也。非专为悯此鳝而然，亦非望此鳝之报而然，自率其性而已耳。于是道人有感，喟然叹曰：“吾与同类并育于天地之间，得非若鳅鳝之同育于此缸乎？吾闻大丈夫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几不在兹乎？”遂思整车束装，慨然有周流四方之志。少顷，忽见风云雷雨交作，其鳅乘势跃入大海，悠然而逝，自在纵横，快乐无边。回视樊笼之鳝，思将有以救之。奋身化龙，复作雷雨，倾满鳝缸。于是缠绕复压者，皆欣欣然而有生意。俟其苏醒精神，同归于长江大海矣。道人欣然就道而行。（《王心斋先生遗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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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赋是王艮以道化俗、解救万民的志愿的生动写照。王艮自比鳅，以万民比“复压缠绕，奄奄一息”的鳝，他不愿自乐于江河，而要拯救缸中之鳝，先使转身通气而有生气，转后使其出缸，同归长江大海。他曾自许：“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万世师。”他以救世者自许。他的以圣道化民的行动，是儒家万物一体的理想和“百姓日用即道”的理论的切实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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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在教育上即体现为有教无类。他的门人不仅有徐樾这样的官吏，也有林春这样的佣工，朱恕这样的樵夫。在他有教无类思想的影响下，儿子王襞所收的学生中，亦有陶匠、田夫等。王襞先后留越中二十年，又尝师事王龙溪、钱德洪，但终以帮助父亲讲学为志，不赴科举。父死后继承父亲讲席，周流各处讲学。他的弟子陶匠韩贞更是平民文化的热心倡导者、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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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之，觉有所得，遂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秋成农隙，则聚徒讲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诵之声洋洋然也。（《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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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读之书，不出四书这样的儒家启蒙读物，而且不泥传注，重在体会其意。田夫夏廷美说，他读朱熹《四书集注》，不甚了了，以四书本文反身体贴，反倒有得。他们从学的目的，不是为了科举，而是为了自身的受用和教化民众，韩贞尝答县令问政曰：“侬窭人，无补于左右，第凡与侬居者，幸无讼谍烦公府，此侬之所以报明府也。”（《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一村既毕，又之一村”，这些记载说明，王艮及其后学由“百姓日用即道”的理论和他们的平民出身、劳动者的经历所决定的教育实践，在当时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它的意义，在于把作为中国传统教育的主流的精英文化推展到下层民众，把天道性命等纯理论的探讨化解为百姓日用，把修齐治平的理想落实在以儒家启蒙读物化俗教民上。在中国历史上，佛家有翻译注解阐释佛典的精英道路，也有通过讲唱宝卷，宣扬因果报应，使人弃恶从善这样的平民道路。而在儒家，“得志兼善天下，不得志独善其身”的古训，使士人走着科举出仕和山林隐逸两条路。这两条路都没有到民间去。这使中国文化形态呈现出极端精英化的特点。以科举出身的知识分子为主体，以书院式的理论探讨和省察克治、反身体验为主的修养方法，使文化精英和一般民众脱节，民众所接受的是儒家伦理原则和佛道宗旨的混合物，教民化俗的任务更多地由民间宗教活动来担当。身为儒徒而以教民化俗为己任，把儒家文化传播到下层民众中间去的，可谓少而又少。泰州后学的理论和实践表明，他们是精英文化向平民文化转化的积极推行者。他们放弃得君行道和独善其身两条路，以孔子恓恓惶惶、救世教民的实际行动为楷模。王艮曾说：“孔子修身讲学，未尝一日隐也。”“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学我不由。伊傅得君，可为奇遇；如其不遇，终身独善而已。孔子则不然也。”（《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尽管泰州学派的这一传统没有延续下去，其活动也仅限于泰州一地，没有在其他地方形成影响，但这一事件本身是有意义的，它符合文化普及、民众集体参与的近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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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艮以古冠服招摇道路、“过市井启发愚蒙”的做法，当时就引起同门甚至其师王阳明的反对。王艮曾问阳明孔子辙环车制，阳明笑而不答；王艮从泰州至京师后，王阳明写信促其归；归越后，阳明又拒而不见。王阳明欲对王艮“意气太高，行事太奇”加以裁抑。阳明并不反对王艮教化民众，但反对他外在地模仿孔子（如制蒲轮）和招摇于道路（冠服言动不与人同）的做法。这正好说明，孔子在王艮的心目中并非高不可及的圣人，而主要是一个教民化俗的启蒙师。甚至黄宗羲对王艮以上评论伊傅的话也不以为然，认为：“此终蒲轮辙环意见……与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之学，终隔一尘。”（《明儒学案》第711页）意思是，王艮太急于用世，对古人一切为了完成自己的人格目标、虽不闻达而终不改初志的内心坚韧方面仍是隔膜的。这些都说明，王艮的方向与王门其他派别确有很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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