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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下之心之显者入，而得形上之性天之隐者，心性直贯，不向知识、物理上寻天理。所以他屡屡宣示他的用功切要：“孔孟仁脉，从不容自已处识取。”（《与李公书》，《耿天台先生全书》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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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定向指出，他所谓真机不容已，是最切近笃实的，反身而观，即不难识取。真机不容已从人心髓处生发，故排除功利；心性天为一，故排除虚玄；从人人可见可从处立论，故不分贵贱贤愚，人人可遵可行，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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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只从其颡有泚处、乍见怵惕处识取，阳明良知之旨，亦是从此讨求消息，原自彻上彻下，彻始彻终。既不落向高层虚寂窠臼，又不掺和下层功利机械。知至至之，则不识不知、无声无臭者，此其显现；知终终之，则开物成务，日用云为者，此其真宰。愚尊信之无疑者，盖反求之本心而有契，非倚傍人口吻也。（《与王龙溪先生》，《耿天台先生全书》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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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真机不容已虽似平常，实含精义；真机统心性天，是宇宙法则的表现。所谓天理，就在心体真机之冲创表露中。心体真机不仅是“无声无臭”的性体的显现，而且也是人观念、行为的主宰。就是说，它是天道与人事的桥梁，它以不得不然、不如此就不心安的形式传达着人得自性体的信息。真机不容已统贯心性，关联形上形下，它避免了不表现为现实心理活动的纯性体之虚寂，也避免了受情识、理智支配而有的算计、功利之心。耿定向指出，真机不容已之宗旨，意虽不出孟子之四端、王阳明之良知，但自己体认真切，别有会心，非依傍或剿袭他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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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定向认为，真机不容已是儒家全部功夫要领，五经四书其实就讲这一个道理；儒家道统，其实就传这一个意思。孔孟仁心盎然，显发于心，其忧天下、爱万民之心，自然停不得。孔门之传，曾子、子思皆宗此真机不容已者：曾子省心守约，从事于孔子一贯之旨；《大学》之三纲八目，无非体验于心，识取此真机不容已者；子思之《中庸》，默识真机不容已者，以为未发之中之本体，并倡戒慎恐惧以保之育之，而修养至极处，与天地参，所凭借者亦此真机不容已。所以真机不容已即人之所以为人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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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身内观，一无所有，唯此些子炯然在此，始信人之所以为人者，惟此明哲体耳。此体透彻，此身乃为我有，不然身且不得而有，保此躯壳何用？（《明儒学案》第8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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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被他的弟子焦竑总结为“识仁之宗”、“求仁之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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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定向又用邵雍所谓“天根”、“月窟”来说明真机不容已的活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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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之动，无思无为，机不容已是天根；一念之了，无声无臭，退藏于密是月窟。（《耿子庸言》，《耿天台先生全书》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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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之“天根”，原指六十四卦方位图中一阳将生之处，“月窟”为一阴将生之处，阴生即阳退守归原。耿定向用天根来说明真机发动显发于心时，用月窟来说明真机退归无声无臭之性体时。显发于心时不容私欲掺杂，退归本体时不容私欲夹带，此即天根月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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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乍见孺子入井，怵惕恻隐之心动处即是天根，归原处即是月窟。才掺和纳交、要誉、恶声意思，便是人根非天根，鬼窟非月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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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于一日十二时中，息却妄缘，灭除杂虑，并令精神收视反观，寻视此根此窟，真有领会。……名义、情感种种业障，能令人手忙脚乱。只因不识此根此窟，终生劳攘无安泊处。（《耿子庸言》，《耿天台先生全书》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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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此真机时时不容已，即在于灭息闲思妄念，令性体直下贯于心，天根月窟精微循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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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定向之“真机不容已”，虽别出手眼，自标新帜，但基本精神仍是孔子的仁、孟子的良知、《周易》的生生。其修养功夫，多在反身内观，去除邪思妄念，令此显发者无有障碍。仍是一般理学家的路径，不过他提揭更为直接、显豁而已。他不像罗汝芳那样新奇、阔大，但比罗汝芳沉潜、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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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定向真机不容已宗旨的提出得益于其弟耿定理。关于此段因缘，耿定向《耿子庸言》和耿定理之《楚倥论学语》中皆有记载，文字稍有不同。耿定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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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辛酉秋，余偕仲子（指耿定理）晤胡正甫于汉江之浒，相与订学宗旨。余时笃信文成良知之学，以常知为学。正甫则曰：“吾学以无念为宗。”仲子曰：“吾学以不容已为宗。”正甫首肯数四。余戄然失己，盖讶仲子忽立此新论。胸中蓄积十余年，密考显征，远稽近质，然后怃然有省。窃服正甫之知言，嗟叹仲子之天启也。比年来益笃信此为尧舜周孔仁脉，虽圣人复起不能易矣。何者？盖仲子所谓不容已者，从无声无臭发根，高之不虚玄；从庸德庸行证果，卑之不落情念。天命之性如此，故曰“维天之命，於穆不已”。非此不容已者为之血脉，则捧土揭木为偶而已。（《耿天台先生全书》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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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记载看，“不容已”三字虽由耿定理说出，但它包含的意思却是耿定向长期含咀而未发者。自揭此宗旨后，耿定向用它来论证他的思想中几乎一切方面，也以此为纲领教授弟子。而耿定理并未以此为学术宗旨。耿定理之学不如其兄广大，他提出的口号为其兄所掩取而作为学术宗旨也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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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二 泰州平实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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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艮创立的泰州之学有极强的平民色彩。泰州后学大体沿着三个方面发展，其一为罗汝芳赤子良心当下即是，当机任运，形下心体直接表现形上性体，形上形下直通。解缆放船，顺风张棹，可谓之爽朗高明派。其二为王栋严意念之辨，以先天之意为主宰，以慎独为功夫，心中主宰常明。此与后之刘宗周甚为相像，而与罗汝芳之径任本心、顺适当下相反，可谓之沉笃严毅派。其三为耿定向心性天为一，以良知真机之不容已为本体，以反身内观，灭息情缘，识认真机为功夫，形上形下一贯。此三者纯以心性的不同配置为区分的根据。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罗汝芳强调其当下即是，不假思索的方面；王栋强调其“天性良知，自能感通，自能顺应”的方面；耿定向则强调其不玄远、不深奥、粗浅中有精微的方面。耿定向可以说是二人之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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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意思：其一是，道极其平常，童子捧茶，动作泛应处，不用思索，当下即是；一费思索拟议，则非道之本体。其二是，道的内容，不外乎百姓日常生活，离此而别寻道，则为异端。耿定向继承泰州传统主要在第二个方面。他将百姓穿衣吃饭等日常行为作为道的直接表现，他尝说：“此入孝出悌就是穿衣吃饭的，这个穿衣吃饭的原自无声无臭，亦自不生不灭，极其微妙者。……圣人之道，由无达有，圣人之教，因粗显精。”（《与周柳塘》，《耿天台先生全书》卷三）这是说，精微之道，不外日用常行之粗迹，因粗迹而显精微。百姓穿衣吃饭即道。耿定向并以此批评世儒割裂知行，割裂道与百姓日用，走入虚玄的弊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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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道之不可与愚夫愚妇知能，不可以对造化、通民物者，皆邪说乱道也。盖费中隐，常中妙，粗浅中之精微，本是孔孟万古不易正脉，但非实是撑天拄地，拼身忘家，逼真发学孔子之愿者，未易信此。（《复乔户部》，《耿天台先生全书》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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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日用是显，其中所包含的天道是隐；百姓日用不过市井细事，但其中道理自是精微。儒者民胞物与之志，济世拯民之功，皆应循此途径，从百姓日用做起。而儒者多认为此琐细不屑于做，耿定向批评这种弊病说：“今之学者，谈论在一处，行事在一处；本体功夫在一处，天下国家在一处。世道廖廖，更无倚靠。”（《复乔户部》，《耿天台先生全书》卷五）“今人倒是不为学的，处事倒安妥；反是一种为学的人，才遇些小事，便处得过当。此何以故，只是着了些意思，不晓得尧舜与人同耳。”（《刘调父述言》，《明儒学案》第824页）“着了些意思”，即希高慕大，不措意于百姓日用；认为尧舜之道玄妙深奥，不知尧舜之事即百姓日用之事。他指出，圣人之道，不仅在儒家精英身上，也在市井小民身上；道不远人，触目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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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定向提倡把眼光转向百姓日用，从百姓日用认识天道，所以他对王门后学中割裂先天与后天、形上与形下、心性精微与百姓日用等流弊，皆痛切提出批评。对一味虚远高明者，贬摭尤多，甚至斥之为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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