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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定向对于王龙溪之排击宋儒，也提出批评。王龙溪所排击者，主要是程颐、朱熹，此亦承阳明之绪。王龙溪说：“舍心更有知，舍存心更有致知之功，皆伊川之说误之也。”又说：“晦庵以尊德性为存心，以道问学为致知，取证于‘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之说，以此为内外交养。……若既养其根，又从枝叶养将来，便是二本支离之学。”（《明儒学案》第247页）“文公分致知、格物为先知，诚意、正心为后行，故有游骑无归之虑。必须敬以成始，涵养本原，始于身心有所关涉。”（《答吴悟斋》，《明儒学案》第260页）王龙溪认为，朱熹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为两截功夫，故有涵养、进学两种途径，非一贯之旨。耿定向对王龙溪批评宋儒甚为不满，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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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者龙溪诸人讥刺宋学，议论甚是混障。自对证此心，不过明道云大公顺应，亦只是不自私用智耳。今世学者所谓悟，只增得一番虚知见，添得一种浮气耳，于此学全无干涉。（《与霍丘田生》，《耿天台先生全书》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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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意思是，宋人学问笃实，程朱之涵养用教，议论虽若支离，精神却是一贯。宋人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皆是修身切实功夫，他提出：“学者从念上研几，闲邪去偏，亦是复性实功，似未可破除。”（《与杨复所》，《明儒学案》第818页）耿定向之学，有很强的合理学心学为一的倾向：其天机不容已之本体是心学，格物致知保此天机不容已者之功夫是理学，皆于宋儒有本，非如龙溪一味排击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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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定向也批评宋儒，但着眼点不同于王龙溪，他是从泰州之学的立场出发，认为宋儒多由强制本心之真机，以某种原则、某种道理为标准而遵循之、执持之，非任天机之自然。故宋儒修养功夫繁琐，且专为士君子修身而设，非与百姓日用融为一体。他尝说：“孔孟之学，真实费而隐。宋学未脱二氏蹊径者，以其隐而隐也。……宋儒多只说向入微处，终是未脱见耳。”（《与胡庐山》，《明儒学案》第816页）他批评的是宋儒强探力索，只注重心性精微，遗却百姓日用，偏离了孔孟“费而隐”的方向，高妙有余而平易不足。从泰州之学的立场看，这个批评是中肯的。宋代诸大儒的修养方法，纯为士君子修养身心而设，是典型的精英文化，偏离百姓日用。明初学者，薛瑄、胡居仁的修养方法皆是耿定向所谓“隐而隐”一路。王阳明良知之学，从人人皆具的良知出发，以扩充、推致良知为进路，王阳明的功夫途径是“愚夫愚妇皆能知能行的”，“自卖柴人至公卿，皆是此功夫”。王阳明以致良知的简易直接和讲学授徒上的有教无类将精英与平民的距离拉近。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更是倡导平民精神，推广平民文化。耿定向继承了这种修养途径和治学风格，将它贯彻于一切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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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三 “学有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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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定向将“真机不容已”的为学宗旨与百姓日用即道的功夫方向具体化为“三关”，作为把握心与道、心与事、思想纲领与具体方法的关键。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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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往岁刘调父访余山中，余与语云：“学有三关，初解即心即道，已解即事即心，其究须慎术”云。盖近世以学自命者，或在闻识上研究以为知，或在格式上修检以为行，知即心即道者少矣。间知反观近里者，则又多耽虚执见，知即事即心者尤少。抑有直下承当，信即事即心者，顾漫然无辨，悍然不顾，日趋于下达异流，卒不可与共学适道者，则不知慎术之故也。何者？离事言心，幻妄其心者也，固非学；混事言心，汗漫其心者也，尤非学。惟孟子慎术一章，参透吾人心髓。即心择术，因术了心，发千古事心之秘诀矣，岂不直截，岂不简易哉！（《慎术》，《耿天台先生全书》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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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明确道出了他的“三关”的真实意谓和提出此三关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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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定向的三关即即心即道、即事即心、慎术。即心即道是他的本体论，即事即心是他的功夫论，慎术是他的知行论。了解了他的“三关”，即了解了他的全部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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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心即道就是他的“真机不容已”。在耿定向看来，心是道的凝聚，道是宇宙根本法则，心具体而微地含蕴着宇宙法则，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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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所以为人者，其视听言动皆天也，只此方寸之灵本身通贯。一旦豁然知人不异天，天不离人，则视为天明，听为天聪，动为天机，合之为天德。（《知天》，《耿天台先生全书》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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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即道是心学的根本命题，自陆九渊倡“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心学后继者无不宗之。如杨简有《已易》，谓天地人三者是同一的道、性、易的表现。名虽有三，其实为一。王阳明有“良知即天”、“良知即道”、“只心便是天”等命题。王艮则直谓“身与道原是一件”。耿定向的即心即道是对陆九渊、王阳明及其师王艮的继承。他的即心即道，以心为真机之不容已，而真机之根据，则是天道。天道之根本特性，便是“於穆不已”，耿定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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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发窍处，便是天地之心之发窍处也。（《刘调父述言》，《明儒学案》第8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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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心自性实源于天，维天之命，於穆不已，自心自性之真机，自亦不容已也。（《学彖》，《耿天台先生全书》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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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他的“真机不容已”的形上根据。即心即道使他的学术宗旨有本有末，统贯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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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心即道，是耿定向的学术宗旨，是入门第一步，第二步便是“即心即事”。“即心即事”是“百姓日用即道”的另一种说法。王阳明有“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的命题，强调心事不二，心以事显。耿定向特别提掇此一关，重言申明此义，比第一关“即心即道”更为重视。因为在他看来，即心即道，是宋明理学家特别是心学一派普遍承认的，而即心即事，则由于学者或埋头书册，脱离生活实际，或言悟言觉，说空谈玄，极易割裂心与事为二。耿定向指斥这种现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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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学术，无论虚浮者流，即负真志称有得者，类拾伯阳之余唾；称妙悟者，类剿《楞》、《坛》之半解；笃修者，类宗先儒之格式。于尧舜周孔真学脉已辽逖。于是高明一行多疏脱，愿谨一行多迂执，将焉赖之！（《与张阳和》，《耿天台先生全书》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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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定向的即心即事，就是要纠正这种风气。在他看来，学术之大敌，就在于割裂心与事，学者盘旋于释老肘下，所得者无非空寂；即使于自己身心修养有益，亦有脱略事为之弊。即心即事，就是所学与所用一而不二，学以致用，用以显学，身心性命与兵农钱谷等实事融合无间，这才是孔门传统。所以耿定向的“即心即事”不仅是对泰州“百姓日用即道”的继承，而且有救治当时士人流弊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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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定向认为，能了解“即心即道”就算掌握了学脉，了解“即心即事”就算摸着了门径，剩下的就是选择正确的心术来指导具体行为。所以第三关为慎术。慎术语出《孟子》，耿定向发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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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慎术？曰：事故皆心也。顾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学为大人乎？抑为小人乎？心剖判于此，事亦剖判于此，人亦剖判于此矣。学孔子之学，犹业巫函之术者也，不必别为制心之功，未有不仁者矣。舍孔子之术以为学，虽均之为仁，有不容不堕于矢匠之术者也。故其究也慎术。（《慎术》，《耿天台先生全书》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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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说，人的行为受心的主宰，人之终为大人、小人，全赖以何种心术作主宰，必须选择正确的心术。耿定向所谓慎术，就是择取孔子之学为思想指导。这样无论何等志业，皆可适道。此亦《中庸》“道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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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耿定向这里，上述三关是一个整体。透此三关，则有对本体的觉解，有对功夫原则的持循，有对具体进学道路的指示。他的学术，表现出一种中庸的、不激不偏的圆熟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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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讨论的是，黄宗羲对于耿定向慎术的理解与评论。《明儒学案》评耿定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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