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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礼”被解释成了“理”。在焦竑看来，礼是事物运作中表现出的节律、秩序。宇宙大化流行，万物各极其则而不乱，这说明宇宙运行有节律、秩序主宰其中。这种主宰并不具有人为的性质，也不是造物的安排，而是自然而然、不得不然的。这种自然而然、不得不然又是支配万物运行的所以然之理、所当然之则。所以“礼”即是“理”。不过“礼”重在秩序、节律义，“理”重在根据、本质义。孔颜之学精髓在复礼，体验者，体验此；依循者，依循此。在焦竑这里，礼不是外在仪节，而是人心本体，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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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也者，体也，天则也。是礼也，能视听、能言动，能孝悌、能贤贤，能事君、能交友，可以为尧舜，可以通天地，可以育万物。人人具足，人人浑成。所谓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乃其体自如是，非强与之一也。盖孔颜之学只是礼之为体认得精。认得既精，则真礼在我，一有非礼之礼自无所容留参杂其间。（《答友人问》，《澹园集》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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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焦竑这里，礼由于具有事物固有的节律、秩序之意，所以它是本体、天则。这个本体、天则同时又是人的道德理性，它是人的视听言动以及道德活动的根据。它既是道德理性、本体，所以是人人具有的。它同时是一种万物既相同一，又各具其性，“大德敦化、小德川流”的一体万殊境界。这又与《中庸》“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同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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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礼是本体，所以焦竑认为礼贯一切处。儒释道三教莫不有礼。礼在儒家不是修养道德的束缚，而是它的助力。这与释家戒能生定生慧同样道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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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之有律犹儒之有礼也。佛以六度示人，禅那特其一耳。而不知者欲以一废五，则其所谓一者可知已。何者，仁义以礼而立，无礼则仁义坏；定慧以律而持，无律则定慧丧。（《赠愚庵上人说戒序》，《澹园集》卷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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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家之戒可生定生慧，儒家之礼可立仁立义。阳明后学中的猖狂自恣派，以儒士而倡无碍禅，土苴道德，蔑弃礼法。焦竑斥责此派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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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一种谈无碍禅者，一知半解，自谓透脱。至其立身行己，一无可观，毕竟何益！此正小人而无忌惮者。（《古城问答》，《澹园集》卷四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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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派人在博与约的关系上，只看见约，不愿下工夫去“博学于文”；在礼与己的关系上，不懂得礼的本体论意义，把礼视作外在仪节规条而蔑弃之。焦竑认为“礼外无道，道外无礼”。老子曾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礼，这是因为老子看到世人胶执于外在的度数礼制而不知大道之实。若能返于道、返于实，抛弃虚文，则作为本体的礼与道本来是同一的。就博约与礼的关系说，礼是宇宙人心本体、本约，但此约不可骤得，必须由博以明。故博文之外无约礼。焦竑认为《中庸》“敦厚以崇礼”一句，最能道出儒家礼的精髓。敦厚者，博也；崇礼者，约也。敦厚是万物各极其则，崇礼是特别提揭其主宰者、纲维者。从本体论上说，“敦厚以崇礼”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形上学概括说明。《礼记》一书，解说众礼，是博，是敦厚；而《中庸》一篇，虽未数数然言礼，但言礼之形上学，言性与道，言“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中庸》得《礼记》之精髓。儒家之精微处，全在一礼字。焦竑甚至认为，儒家六经，皆不出一礼字，他所说“礼者，体也，仁不可名而借于礼以名，如《易》之天则，《诗》之物则，皆名也”（《笔乘续》卷一），也是把礼上升到万物律则、主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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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竑对于礼所作的形上学解释，角度是全新的，这在明代儒家中是少见的。他的这种解释，与他的整个哲学宗旨是相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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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观焦竑一生，其仕宦生涯未见光彩，其学术则在明代后期思想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他的学术广泛涉猎儒释道及经史，而能加以融通。他可以说在泰州之学中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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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第二十章 李贽的童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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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是明代思想史上最奇特的人物。他的思想体现了传统观念压抑下知识分子要求返归本真自我，还人性以自由的时代潮流。他的思想中充满了新与旧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个人自由与社会束缚的矛盾、儒家与佛家的矛盾、豪杰与隐者的矛盾等。他的思想，是自王艮开创，由王襞、罗汝芳推阐发挥的自信自立，一空依傍，面向下层民众生活，不空谈心性的泰州之学基本精神在明代后期社会背景下发展的结果。从更广阔的范围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向往更开放、更自由、更富于自我精神的社会氛围，要求冲破社会束缚、文化束缚（主要是世俗化、官僚化了的儒学）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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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1537—1602）本姓林，原名载贽，后易姓李，名贽，字卓吾，号宏甫，福建泉州晋江人。因泉州为宋温陵禅师居地，故又自号温陵居士。回族。二十六岁举于乡，授河南共城教谕，后历官南京国子博士，礼部司务，南京刑部主事、郎中等职。五十一岁出任云南姚安知府，三年后弃官，至湖北黄安依耿定理。耿定理死后，移居麻城龙潭湖畔芝佛院，读书著述近二十年。后走通州依马经纶。被劾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系北京，在狱中用剃刀自刎。著书极多，最主要的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李温陵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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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一 童心说：回到本真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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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青年时受学于王艮的儿子王襞，又从罗汝芳问学，故深受泰州之学的影响。他的中心观念“童心说”，就是得自泰州之学。李贽以王艮自然之旨，罗汝芳赤子之心不学不虑为根据，对人们丧失本真自我，以后天习染、道理闻见等蒙蔽纯净本心的现象进行猛烈抨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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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也。（《童心说》，《焚书》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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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贽看来，童子是人之初，童心是心之初。惟有童子，保持了人心纯真的本原。童子之心，是未受外来污染的绝假纯真之心。保持童心，就是保持本真自我；具有本真自我，才能立言行事皆真。而本真自我在他能接受闻见道理后便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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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童心说》，《焚书》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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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闻见，读书识义理，皆足以掩蔽童心。李贽这里并不是叫人闭目塞听，不与外界接触，而是抨击当时虚伪的世风和俗儒陋儒对经书中的道理执定成局，食而不化，甚至以之文过饰非，以之为卑鄙龌龊行径的借口这种丑恶现象。他抨击这种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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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学者，官重于名，名重于学。以学起名，以名起官，循环相生，而卒归重于官。使学不足以起名，名不足以起官，则视弃名如敝帚矣。（《复焦弱侯》，《焚书》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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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所谓圣人者，其与今之所谓山人者一也，特有幸不幸之异耳。幸而能诗，则自称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诗，则辞却山人而以圣人名。幸而能讲良知，则自称曰圣人；不幸而不能讲良知，则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辗转反复以欺世获利。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又与焦弱侯》，《焚书》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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