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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子假四时定局，作《先天图》以明《易》，皆非《易》中所有之本旨。排甲子死数，作《经世书》以明天人之究，殊非天事人事之自然。此实异端，窃附儒者。（《王廷相集》第8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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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排甲子死数”，即邵雍之元会运世推算法。此法以子丑寅卯十二地支为一元十二会，以甲乙丙丁十天干重复三次为一会三十运，一运十二世，一世三十年，如此类推，可至无穷。王廷相认为此为死数。天人精蕴在其理，天道人事之纷纭变化非此甲子死数所能范围。王廷相特别注意研究具体物理，如以袍袖承雪研究冬春雪花结晶之异与取土蜂之窠验螟蛉与果蠃的关系，皆其显例。故他对以自定之法为世界原理推衍宇宙人生变化殊为不满。他对邵雍象数学的批评是他注重实证思维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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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宋代理学濂洛关闽各派，他亦有评说：“关洛之学似孟子，程伯子纯粹高明，从容于道，其论得圣人之中正，上也。闽越之学笃信先哲，美矣；而泛探博取，诠择未真，要之犹有可议，次也。”（《王廷相集》第819页）又批评朱熹：“阴阳、卜筮、风水、星命无不信惑。”（《王廷相集》第861页）王廷相虽涉猎甚广，但他自信皆统之以道，故泛而不杂。王廷相有极强的科学精神和实证精神。他的著作中关于术数等的论述皆贯彻了这一点。他认为，古来圣贤教人，无非“平章百姓”、“敬授人时”、“播时百谷”、“六府三事”等等，这些都是“致治之实”，对卜筮星命、天人惑应、谶纬等一生反之甚力。在各门学科中，王廷相尤精天文，他的著作中关于天文的论述最多，这一点或受张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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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相虽对朱熹批评甚多，但对朱陆之争，却有公允精当的评论。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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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公先生亦曾悔悟自己偏于讲论文义之非，子静先生亦非不曾讲学者，但其门人无识，各竞门户之胜，自相排诋，遂致二先生有支离、禅定之异。后学不能深察详考，随声附和，眇无会通之见，崇朱者以讲论为真诠，守陆者以禅定为要轨，终身畔于圣人之学而不自知，由之各相沿习，误天下后学，至于今尚然。（《王廷相集》第8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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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陆之争为理学中一大公案，朱陆生前身后，两派学者论辩一直未息。至王廷相身后的清代，朱陆之争仍为学术界一大热点。王廷相的卓识在于，他认为朱陆二人的分歧绝没有后来门弟子那样大；而且朱陆的争执，多由弟子之门户之见激起，如曹立之墓表，傅子渊南康相见，都是朱陆二派不睦的大关节。门弟子各守门户以口舌相胜为目的，离开朱陆二人的真实学问。王廷相此处，从朱陆之争的历史发展着眼，批评朱陆后学的不良学风，是深有见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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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王廷相以其“致治之实学”反对当时空谈性理的风气，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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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好高迂腐之儒，不知国家养贤育才将以辅治，乃倡为讲求良知、体认天理之说，使后生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虚谈，终岁嚣嚣于心性之玄幽，求之兴道致治之术，达权应变之机，则暗然而不知。以是学也，用是人也，以之当天下国家之任，卒遇非常变故之来，气无素养，事未素练，心动色变，举措仓皇，其不误人家国之事者几希矣！此于南宋以来儒者泛讲之学又下一等。（《王廷相集》第8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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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所指斥者，首为王阳明与湛若水。王、湛两家，门弟子遍天下，其学术足以耸动一世风气。王廷相与王、湛约略当时，他一生崇尚实学，反对理学家的虚玄学风。但王、湛二家的“致良知”与“随处体认天理”，亦自以为实学。尤其王阳明，不纯为书斋中学者，他有着甚为显赫的政绩与实功。他的致良知之学，强调在实事上致良知，以良知天理为统领，以实事实功为辅翼，时时知行合一，处处莫非实学。教后生小子澄心默坐，只是始学事。王阳明处处强调道德理性的统领作用，与学者论学，“不出致良知三字为宗旨”。其学貌似玄虚，实是有体有用之学。刘宗周甚至以为，“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即工夫即本体，即下即上，无之不一，以救学者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明儒学案》第7页）。王廷相如此排击王阳明，或未深究王阳明良知之学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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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相批评玄虚之学，出于深切的救国救民之心。他认为，当时的大患在政治不在人心，政治上最大的弊害在宗室占禄粮过多、国库空虚，与边防废弛、骄兵难控。这二大害足以酿成覆国之祸，乃当时“燎眉剥肤之患”，当国者不可不早计议。人心风俗之患，乃积渐之事，不足以倾覆邦家。因此，以“正人心”为急务乃迂儒之谈。可见，王廷相与王阳明皆对国事民瘼有深切的忧患意识。不过一个主张从政治措施上解决，一个主张从人心根本处解决；一个重视实际问题的研究，一个重视道德人心的匡正。王廷相的实证思维方式于此亦可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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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相之学以气论最为显著，前人谓其学有取于张载，也可以说有相当理由。他的气论较罗钦顺更为完备。后来顾宪成、高攀龙、刘宗周、黄宗羲皆受到他的影响。但明代理学，以心性论最为特出，黄宗羲所谓“牛毛茧丝无不剖析”多就此而言。王廷相在心性论上创获不多，因为他长于理性思维，弱于心性体验，又特别注重实证之学。他反谶纬之学、反天人感应、反卜筮星命、反风水堪舆皆与他从天文学所接受的理性主义实证主义有关。他在《慎言》序中所说“予自知道以来，仰观俯察，验幽核明，有会于心，即记于册”（《王廷相集》第750页），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这种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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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第二十三章 吴廷翰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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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廷翰是王廷相之后又一位以气论为哲学基础的思想家，其宇宙论、性论及功夫论都有独到之处。他对陆九渊、王阳明思想的批评，虽不无偏颇，但皆有一定理据。他在理欲、知行、分殊与综贯方面的观点，都显得平实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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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廷翰（1490—1559）字崧伯，南直隶无为州人。幼即颖异，十二岁开始学易，二十九岁中举人，次年登进士。授兵部主事，转吏部文选司郎中。吏部诠选时，与上司争执选簿，出为广东佥事，转岭南分巡道、督学政，不久迁浙江参议，又调山西参议。大灾之年，请蠲除借贷，拆卖淫祠，出府库存粮救济灾民。性端严亢直，往往忤逆权要。年四十余，即致仕，家居三十余年。曾致书王阳明论学。喜家乡所产紫苏气味芳烈，于百万湖畔筑室，曰苏原，自号苏原居士。平日读书，于座旁置一瓮，有心得即书于纸上，投之瓮中。其《瓮记》、《椟记》皆此类读书札记汇辑。又有《吉斋漫录》、《文集》、《诗集》、《湖山小稿》等。今人汇编为《吴廷翰集》。吴廷翰著作在国内极少见，而在日本则流传甚广，对日本古义学派的创始人伊藤仁斋产生过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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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廷翰之学受外祖父张纶影响甚大，对张纶的学问人品，极表敬仰，至晚年仍对张纶之教益感念至深。另外，吴廷翰的思想，明显受了王廷相的影响，在著作中多次引述王廷相并对他的观点表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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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一 气之混沦为天地万物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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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廷翰以气为宇宙的始基，道、理、阴阳、太极、性、神等，皆以气为基础，皆是气的不同方面的规定。他在《吉斋漫录》开篇即对气及各重要范畴作了明确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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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道？一阴一阳之谓道。何谓气？一阴一阳之谓气。然则阴阳何物乎？曰气。然则何以谓道？曰气即道，道即气。天地之初，一气而已矣，非有所谓道者别为一物，以并出乎其间也。气之混沦为天地万物之祖，至尊而无上，至极而无以加，则谓之太极。及其分也，轻清者敷施而发散，重浊者翕聚而凝结，故谓之阴阳。阴阳既分，两仪、四象、五行、四时、万化、万事皆由此出，故谓之道。太极者，以此气之极至而言也。阴阳者，以此气之有动静而言也。道者，以此气之为天地人物所由以出而言也，非有二也。然又以其变易则谓之易，“生生之谓易”是也；灵妙则谓之神，“阴阳不测之谓神”是也；为天地人物之所生成则谓之性，“成之者性”是也。（《吴廷翰集》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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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大段界说，旨明辞清，要言不繁，且以《易传》为助。天地万物之祖，即宇宙万象的始基和本体，即气的混沌未分之时。混沦言其滚合无间，无缝隙，无边际。此混沦之气，即太极。太极言其最为根本，最为原始，天地万物皆从此出，故至极至尊。此处太极取《易传》“太极”原意，指阴阳未分的混沌元气。阴阳指气中本有的动与静、轻清与重浊、敷施发散与翕聚凝结等两种对立的势力。所谓“道即气”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道的构成即阴阳之气，即《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之义，言孤阴孤阳不可谓道，道必为阴阳之气。二是道为万物之宗，天地万物皆从此出，道为天地间一切事物的根源。气又是生生之易，因为天地万物产生和变易皆气之周流，出于彼而入于此，生生不息，万古如斯。神谓气之阴阳变化微妙不测，不知其极。而他对性的解释最为独特，性指天地万物的性质。天地万物的性质千差万别，皆由气所成就，故说“成之者性”。与前人谓万物之不同由于理，气只是填充事物形式的纯质料这种解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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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宋代以来争论不休的理气关系，吴廷翰也作了详细分析。他的根本观点是，理为气之条理，气为理之始基。理非在气之外别为一物，也非在气之先为气之“所以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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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之为理，殊无可疑，盖一气之始，混沌而已。无气之名，又安有理之名乎？及其分而为两仪，为四象，为五行、四时、人物、男女、古今，以至于万变万化，秩然井然，各有条理，所谓脉络分明是已。此气之所以又名为理也。（《吴廷翰集》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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