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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贯”,吴廷翰也有精到的发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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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理不出乎一,故自一而得天下之理。所谓“易简而天下之理得”者,即此。此一贯之本旨也。然此自圣人事,大贤以下,未能如此,故必于贯上用功。久则一以贯之。(《吴廷翰集》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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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之说,即其博约说。贯,谓多,一谓总;贯谓分殊,一谓理一。学贵能广博然后加以贯通。直接把握“一”,是很少人能做得到的,绝大多数人只能先于分殊上用功,然后“一以贯之”。所以,他反对心学,以为心学之弊在“只说大根本、大头脑,不求诸贯而径求诸一”(《吴廷翰集》第68页)。他甚至认为儒家与异端的分别,也在于对一与贯的关系处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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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之一,以一统乎贯也。异端守一而已,曾何贯之有?儒释之分,正在于此。不知一而泛求诸贯,非圣人之学也。舍贯而径求诸一,亦非圣人之学也。故圣人之学必“一以贯之”,盖合内外之道。(《吴廷翰集》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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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异端指佛家道家。儒家既求宇宙根本之理,以此为伦理原则,行动纲领,但也寻求具体事物之理,以此为经国治民,利用厚生的基础。异端只解精神修养,无家国之事,故无求于具体事物之理,这是从一与贯的角度区分儒家与异端,是对前人辟佛的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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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廷翰思想受王廷相影响甚大,但他更多地是以朱熹思想为根底,尽管他对朱熹过于强调理的观点不惬于心。此外,吴廷翰有强烈的独立精神,对儒家经书敢于大胆怀疑,如他说:“《礼记》之言,有纯者,有纯杂相半者,有最杂者。纯杂相半者,孔门之徒之所记述而或有误者也。其极杂,则汉儒穿凿附会而乱其真矣。”“《孝经》一书,多非孔子之言,出于汉儒附会无疑。”又说:《周礼》“区区法制,散乱易置之余,未能尽信也”(以上见《吴廷翰集》第153~155页)。他对天文也有较深的研究,《椟记》中对岁差、干支星宿之位、日躔、黄道昼夜长短增减等的研究也有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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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第二十四章 陈建《学通辨》对朱子学的阐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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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阳明崛起浙中,门人弟子遍天下,王学蔚为一时潮流,大有掩蔽朱子学之势。其间有服膺朱子学者,起而为朱学鸣,陈建就是其中最坚决、最激烈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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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1497—1567)字廷肇,号清澜,广东东莞人。自幼笃学,年二十三补邑弟子员。嘉靖七年中举人,两次会试皆中副榜。年三十六,选授福建侯官县教谕。七年后升江西临江府学教授。其间受聘主考江西、广西、湖广、云南乡试。不意仕进,有引者皆力辞。年四十八,以母老请归乡,于城北构草堂读书著述其中,后二十年,母卒,遂隐居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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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在福建时曾与督学潘璜论朱陆异同,作《朱陆编》。任临江府学教授期间辑《周子全书》、《程氏遗书类编》。辞官归家后,取朱子《年谱》、《行状》、《文集》、《语类》及与陆氏兄弟往来书信反复比勘,并修改前《朱陆编》,厘为前、后、续、终四编,共十二卷,名《学蔀通辨》。关于著《学蔀通辨》的命意,陈建在此书总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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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曰:“丰其蔀,日中见斗。”深言掩蔽之害也。夫佛学近似惑人,其为蔀已非一日。有宋象山陆氏者出,假其似以乱吾家之真,援儒言以掩佛学之实。于是改头换面,阳儒阴释之蔀炽矣。幸而朱子生同于时,深察其弊而终身力排之,其言昭如也。不意近世一种造为早晚之说,乃谓朱子初年所见未定,误疑象山,而晚年始悔悟,而与象山合。……自此说既成,后人不暇复考,一切据信,而不知其颠倒早晚,矫诬朱子以弥缝陆学也。其为蔀益以甚矣。建为此惧,乃窃不自揆,慨然发愤,究心通辨,专明一实以抉三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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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蔀”,指掩蔽正学者。所谓“三蔀”,一为佛学,二为陆九渊之学,三为朱陆早异晚同之说。《学蔀通辨》分四编,前编明朱陆早同晚异,后编斥陆九渊阳儒阴释,续编抨击佛学,终编申明朱子学以明己学之归向。全书处处斥佛学、斥陆王,辩论意味甚为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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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一 朱陆早同晚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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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陆之辩为理学一大公案。朱熹身后至清末,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代不乏人。自南宋起就有主张调和朱陆者,如袁桷谓朱陆生同时,仕同朝,他们的争论,属于朋友之间的切磋。又如鄱阳汤汉,力辩二家之同。汤汉门人程绍开,建道一书院,讲朱陆之学于其中。程绍开的弟子吴澄,学本朱熹,兼宗陆九渊,主张折中朱陆。元明参与争论诸家多区分朱陆早岁晚岁学术上的差异,大多主早异晚同之说。如赵汸《对江右六君子策》中就主此意。程敏政《道一编》分朱陆异同为三阶段:始若冰炭相反,中则疑信相半,终则互相依倚。王阳明有《朱子晚年定论》,取朱子《文集》中字句有合于陆九渊之意者,论证朱陆早异晚同。清代孙承泽著《考证晚年定论》,谓朱子四十五岁以后,无一言合于陆象山,亦无一言涉于自悔。李穆堂针对《学蔀通辨》作《朱子晚年全论》,取朱子书信三百余封,“但见书中有一心字,有一涵养字,有一静坐收敛等字,便谓之同于陆氏,不顾上下之文理,前后之语气”(夏炘:《与詹小涧茂才论〈朱子晚年全论〉书》)。其为陆学争门户之意甚为明显。同时之宗朱子学者王懋竑作《朱子年谱》,其中涉及朱陆异同之辩。但王懋竑此书不专为辩朱陆异同,而是对朱熹一生言行加以考论订正。王懋竑之后,夏炘之《述朱质疑》,对王懋竑书有所补正,但不满陈建《学蔀通辨》谓朱熹“四十岁之前合于禅陆”之说。从这里可以看出,朱陆之争是个延续数百年的学术问题,许多学者对之倾注大量心力,但其中不乏门户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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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写《学蔀通辨》的直接诱因是赵汸、程敏政、王阳明之书。此三人皆主朱陆早异晚同,陈建则反其道而行,专论证朱陆早同晚异。但他的论证多就其一点,不及其余。如他举陆九渊少时读书至“宇宙”二字,忽大省悟,援笔书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又曰:“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认为陆九渊的学术乃至作略皆“禅宗顿悟之机”。而朱熹早年出入释老,禅学对他影响很大,朱熹后来曾多次追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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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自少愚钝,事事不能及人,顾尝侧闻先生君子之余教,粗知有志于学,而求之不得其术。盖舍近求远,处下窥高,驰心空妙之域者二十余年,比乃困而自悔。(《答薛士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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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来多以佛老之似乱孔孟之真,故每有过高之病,近年方觉其非而亦未能尽革。(《答许顺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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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答汪尚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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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认为,以上足证朱熹早年学禅,所得非浅,至中年始觉其非而返归儒家,与陆九渊早年悟宇宙即是吾心,同样是被禅学浸染。故朱陆早年所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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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据朱熹关于心的议论,认为朱熹早年专说求心见心,与陆九渊相合。如二十九岁所作《存斋记》:“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为万物之灵者,心而已矣。然心之为体不可以闻见得,不可以思虑求。”三十九岁所作《答何叔京》:“向来妄论持敬之说,亦不自记其云何。但因其良心发现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则是做功夫底本领。本领既立,自然下学而上达矣。”《答何叔京》另一书:“博观之教,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闻博观而得,则世之知道者为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少有省发处。”陈建征引朱熹这些书信的目的是要证明,朱熹虽早年陷溺禅学,专务求心,但中年觉其非而绝去。陆九渊则持守心学不变。于中亦可见朱陆早同晚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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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早年确曾学禅,其《文集》、《语类》中追述甚多。但当时学禅是扩大眼界,寻求新的思维方式的助缘,此不可讳亦不必讳。这里所要指出的是,陈建辨析朱陆,尽可按朱陆一生事迹和学术思想比较二人学术内涵、精神气质,甚至行事作略上的种种异同,不必为驳王阳明“早异晚同”之说而特揭“早同晚异”。实际上,朱熹与陆九渊早晚岁皆不同。朱熹的学术有一个发展演变的历程,陆九渊亦然。二人皆持守己说,不肯折节屈从。朱陆在学术趋向上,在思想根据上,在气质偏向上皆不同。陆九渊早年非禅学,朱熹早年亦非禅学。陆九渊“发明本心”、“先立其大”本于《孟子》,“尊德性”出于《中庸》,剥落物欲是宋明理学的一般修养方法。此皆不能证其早年为禅学。即使陆九渊少时悟“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亦不必为禅悟。学贵悟,尤其中国哲学,重视对宇宙人生根本道理的体悟、觉解,悟不是禅学专有的方法。许多哲学家的重要思想、重要命题皆来自悟,所谓“一番觉悟一番新”。一见“悟”字即断为禅,对“禅悟”持贬抑态度,这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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