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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之一，以一统乎贯也。异端守一而已，曾何贯之有？儒释之分，正在于此。不知一而泛求诸贯，非圣人之学也。舍贯而径求诸一，亦非圣人之学也。故圣人之学必“一以贯之”，盖合内外之道。（《吴廷翰集》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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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异端指佛家道家。儒家既求宇宙根本之理，以此为伦理原则，行动纲领，但也寻求具体事物之理，以此为经国治民，利用厚生的基础。异端只解精神修养，无家国之事，故无求于具体事物之理，这是从一与贯的角度区分儒家与异端，是对前人辟佛的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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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廷翰思想受王廷相影响甚大，但他更多地是以朱熹思想为根底，尽管他对朱熹过于强调理的观点不惬于心。此外，吴廷翰有强烈的独立精神，对儒家经书敢于大胆怀疑，如他说：“《礼记》之言，有纯者，有纯杂相半者，有最杂者。纯杂相半者，孔门之徒之所记述而或有误者也。其极杂，则汉儒穿凿附会而乱其真矣。”“《孝经》一书，多非孔子之言，出于汉儒附会无疑。”又说：《周礼》“区区法制，散乱易置之余，未能尽信也”（以上见《吴廷翰集》第153~155页）。他对天文也有较深的研究，《椟记》中对岁差、干支星宿之位、日躔、黄道昼夜长短增减等的研究也有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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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170194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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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第二十四章 陈建《学通辨》对朱子学的阐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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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阳明崛起浙中，门人弟子遍天下，王学蔚为一时潮流，大有掩蔽朱子学之势。其间有服膺朱子学者，起而为朱学鸣，陈建就是其中最坚决、最激烈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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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1497—1567）字廷肇，号清澜，广东东莞人。自幼笃学，年二十三补邑弟子员。嘉靖七年中举人，两次会试皆中副榜。年三十六，选授福建侯官县教谕。七年后升江西临江府学教授。其间受聘主考江西、广西、湖广、云南乡试。不意仕进，有引者皆力辞。年四十八，以母老请归乡，于城北构草堂读书著述其中，后二十年，母卒，遂隐居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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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在福建时曾与督学潘璜论朱陆异同，作《朱陆编》。任临江府学教授期间辑《周子全书》、《程氏遗书类编》。辞官归家后，取朱子《年谱》、《行状》、《文集》、《语类》及与陆氏兄弟往来书信反复比勘，并修改前《朱陆编》，厘为前、后、续、终四编，共十二卷，名《学蔀通辨》。关于著《学蔀通辨》的命意，陈建在此书总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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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曰：“丰其蔀，日中见斗。”深言掩蔽之害也。夫佛学近似惑人，其为蔀已非一日。有宋象山陆氏者出，假其似以乱吾家之真，援儒言以掩佛学之实。于是改头换面，阳儒阴释之蔀炽矣。幸而朱子生同于时，深察其弊而终身力排之，其言昭如也。不意近世一种造为早晚之说，乃谓朱子初年所见未定，误疑象山，而晚年始悔悟，而与象山合。……自此说既成，后人不暇复考，一切据信，而不知其颠倒早晚，矫诬朱子以弥缝陆学也。其为蔀益以甚矣。建为此惧，乃窃不自揆，慨然发愤，究心通辨，专明一实以抉三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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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蔀”，指掩蔽正学者。所谓“三蔀”，一为佛学，二为陆九渊之学，三为朱陆早异晚同之说。《学蔀通辨》分四编，前编明朱陆早同晚异，后编斥陆九渊阳儒阴释，续编抨击佛学，终编申明朱子学以明己学之归向。全书处处斥佛学、斥陆王，辩论意味甚为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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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1701942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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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一 朱陆早同晚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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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陆之辩为理学一大公案。朱熹身后至清末，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代不乏人。自南宋起就有主张调和朱陆者，如袁桷谓朱陆生同时，仕同朝，他们的争论，属于朋友之间的切磋。又如鄱阳汤汉，力辩二家之同。汤汉门人程绍开，建道一书院，讲朱陆之学于其中。程绍开的弟子吴澄，学本朱熹，兼宗陆九渊，主张折中朱陆。元明参与争论诸家多区分朱陆早岁晚岁学术上的差异，大多主早异晚同之说。如赵汸《对江右六君子策》中就主此意。程敏政《道一编》分朱陆异同为三阶段：始若冰炭相反，中则疑信相半，终则互相依倚。王阳明有《朱子晚年定论》，取朱子《文集》中字句有合于陆九渊之意者，论证朱陆早异晚同。清代孙承泽著《考证晚年定论》，谓朱子四十五岁以后，无一言合于陆象山，亦无一言涉于自悔。李穆堂针对《学蔀通辨》作《朱子晚年全论》，取朱子书信三百余封，“但见书中有一心字，有一涵养字，有一静坐收敛等字，便谓之同于陆氏，不顾上下之文理，前后之语气”（夏炘：《与詹小涧茂才论〈朱子晚年全论〉书》）。其为陆学争门户之意甚为明显。同时之宗朱子学者王懋竑作《朱子年谱》，其中涉及朱陆异同之辩。但王懋竑此书不专为辩朱陆异同，而是对朱熹一生言行加以考论订正。王懋竑之后，夏炘之《述朱质疑》，对王懋竑书有所补正，但不满陈建《学蔀通辨》谓朱熹“四十岁之前合于禅陆”之说。从这里可以看出，朱陆之争是个延续数百年的学术问题，许多学者对之倾注大量心力，但其中不乏门户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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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写《学蔀通辨》的直接诱因是赵汸、程敏政、王阳明之书。此三人皆主朱陆早异晚同，陈建则反其道而行，专论证朱陆早同晚异。但他的论证多就其一点，不及其余。如他举陆九渊少时读书至“宇宙”二字，忽大省悟，援笔书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又曰：“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认为陆九渊的学术乃至作略皆“禅宗顿悟之机”。而朱熹早年出入释老，禅学对他影响很大，朱熹后来曾多次追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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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自少愚钝，事事不能及人，顾尝侧闻先生君子之余教，粗知有志于学，而求之不得其术。盖舍近求远，处下窥高，驰心空妙之域者二十余年，比乃困而自悔。（《答薛士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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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来多以佛老之似乱孔孟之真，故每有过高之病，近年方觉其非而亦未能尽革。（《答许顺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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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答汪尚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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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认为，以上足证朱熹早年学禅，所得非浅，至中年始觉其非而返归儒家，与陆九渊早年悟宇宙即是吾心，同样是被禅学浸染。故朱陆早年所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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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据朱熹关于心的议论，认为朱熹早年专说求心见心，与陆九渊相合。如二十九岁所作《存斋记》：“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为万物之灵者，心而已矣。然心之为体不可以闻见得，不可以思虑求。”三十九岁所作《答何叔京》：“向来妄论持敬之说，亦不自记其云何。但因其良心发现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则是做功夫底本领。本领既立，自然下学而上达矣。”《答何叔京》另一书：“博观之教，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闻博观而得，则世之知道者为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少有省发处。”陈建征引朱熹这些书信的目的是要证明，朱熹虽早年陷溺禅学，专务求心，但中年觉其非而绝去。陆九渊则持守心学不变。于中亦可见朱陆早同晚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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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早年确曾学禅，其《文集》、《语类》中追述甚多。但当时学禅是扩大眼界，寻求新的思维方式的助缘，此不可讳亦不必讳。这里所要指出的是，陈建辨析朱陆，尽可按朱陆一生事迹和学术思想比较二人学术内涵、精神气质，甚至行事作略上的种种异同，不必为驳王阳明“早异晚同”之说而特揭“早同晚异”。实际上，朱熹与陆九渊早晚岁皆不同。朱熹的学术有一个发展演变的历程，陆九渊亦然。二人皆持守己说，不肯折节屈从。朱陆在学术趋向上，在思想根据上，在气质偏向上皆不同。陆九渊早年非禅学，朱熹早年亦非禅学。陆九渊“发明本心”、“先立其大”本于《孟子》，“尊德性”出于《中庸》，剥落物欲是宋明理学的一般修养方法。此皆不能证其早年为禅学。即使陆九渊少时悟“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亦不必为禅悟。学贵悟，尤其中国哲学，重视对宇宙人生根本道理的体悟、觉解，悟不是禅学专有的方法。许多哲学家的重要思想、重要命题皆来自悟，所谓“一番觉悟一番新”。一见“悟”字即断为禅，对“禅悟”持贬抑态度，这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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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论述朱陆早同的另一理由是朱陆早年皆“捐书绝学而苦觅心”。这一点能否作为朱陆早同的证据也是成问题的。《存斋记》中朱熹确曾说人为万物之灵者心而已，但这并不能作为朱熹专觅心的证据。人区别于禽兽主要在其有思维，这本来是一般常识，也是古来贤哲常说的道理。至若陈建所举“良心发现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更不能作为朱熹专觅心因而与陆九渊早同的证据。因为这是《孟子》第一义，而孟子是理学心学共同尊奉的儒学大师。朱陆的不同绝不在是否承认“良心发现”为修养方法这一点上。不认为道从多闻多见就可得到，这一点也不能作为朱熹早年专觅心的理由。朱熹尊德性道问学并重，他的修养要领是程颐所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涵养用敬即尊德性，进学致知即道问学，不过朱熹将二者平行并列，还没有后来王阳明那样以致良知统率涵养致知。朱熹主下学而上达，由格物穷理豁然贯通而得一贯之旨，非如陆九渊指斥、后世浅学者所狭隘地理解的那样：朱熹仅主道问学。另外宋明理学所说的“道”指宇宙根本原理，既是事物的一般法则，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伦理法则。朱熹主张由格物致知入手而求道，但并不认为道仅靠多闻多识、泛观博览而得。其中体验、觉解、比拟、贯通，是由格物所得的具体物理向宇宙伦理法则转换提升的关键的、不可或缺的步骤。所以朱熹认为道不由多闻博观而得，并不能作为朱陆早同晚异的理由。陈建指出上引书信皆朱熹四十一岁以前所写，以此驳斥程敏政“朱子晚年深悔其支离之失而有昧于陆子之言”及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所谓“朱子晚岁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等语则可，以此证明朱陆“早同”则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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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证明朱陆早同晚异的第二个论点是，朱熹中年方认识陆九渊，其说多去短集长、疑信相半之言，晚年始觉其弊而攻之。陈建谓朱熹一生有“二关”、“三节”、“三实”。所谓“二关”，一为“逃禅返正关”，指朱熹早年泛滥于禅学，见李侗之后方返归儒家正学。所以朱熹“浸淫禅学”也深，其识禅学之弊也确，即入室操戈之意。二为“朱陆始同终异关”，指朱陆早岁学问趋向宗旨同而晚岁异。所谓“三节”，指朱熹早年驰心于禅学，中年深喜陆九渊，晚年排斥禅学陆学。所谓“三实”，指朱子晚年排斥禅学、排斥陆学、发明正学确实无疑。“学者察此二关三节三实，无丰蔀之患矣。”（《学蔀通辨》前编中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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