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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良知之学本于佛氏之本来面目,而合于仙家之元精元气元神,据阳明所自言亦已明矣,不待他人之辨矣。奈何犹强称为圣学,妄合于儒书以惑人哉!愚谓阳明良知之说其为杂为舛孰甚。近日士大夫乃有以阳明为真圣学,尊信传授而随声以诋朱子者,亦独何哉!(《学蔀通辨》续编下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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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与佛教道教的关系,学术界研究已多,本书阳明章也已涉及,这里不详述。这里要指出的是,王阳明对佛道绝非随声附和,他是用佛道的思想资料发挥自己的学说。如“流行为气,凝聚为精,妙用为神”的说法,正表现了阳明重综合甚于重分析,重整体甚于重部分的思维趋向。阳明哲学宗旨为致良知,致良知是他的本体论,也是他的功夫论。阳明学说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伦理学说,他对世间万物,既注重它本身的性质,又注重这些物上表现出的伦理意味,后者更是他着眼命意所在。在阳明看来,构成世界的最基本物质是气。气流行充满,运动不已。气的凝聚为精,此精为气之精华,而非精灵、精怪之类。妙用为神,此神类似张载所谓“鬼神者二气之良能”,指气的神妙不测的作用,非精神性的存在。阳明之“理者气之条理,气者理之运用”,实际上是一种理在气中的思想。气为物质性存在。理为气运动中表现出的规律、法则。规律、法则以气为依托,为运用,气以规律、法则为统帅,为主宰,二者是统一的按一定法则运动着的气的不同方面。这一思想借道家的概念表达出来是十分贴切的。一个思想学说是不是有价值,不在于他的思想中汲取、借鉴了当时人们认为的异端学说,而在于它为人类思想的进步提供了多少新的创造因素。阳明以其博大的气魄,在旧有心学的基础上,把儒学往前推进了一步,对当时提出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的关系,道德提升与知识进步的关系,理与欲的关系,内圣和外王的关系,道德修养的根据和理想人格塑造的途径等问题,都提出了独特的回答。而他在事功上的建树,正是他这些理论的注脚。阳明当时,他的学说虽遭到压制,但他的学说中包含的创造因素,他的理论对当时的需要的满足程度,以及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使他的学说在明中叶以后迅速传播开来,成为理学中有重大影响的学说,王学成为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阳明思想的形成,佛道学说是重要助缘,任何出于门户之见对它的贬低、任何以它吸收接纳了“佛道异端”为理由对它的攻击都是眼光浅陋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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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蔀通辨》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陈建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要把被心学、禅学占领了的地盘夺回来,恢复朱子学的统治地位,所以他对陆九渊、王阳明、程敏政等的心学观点,采取直率攻击的态度。《学蔀通辨》问世之初并不显赫,后因东林顾宪成及后来顾炎武、张履祥、陆陇其等的称许方渐渐为人所知。此书之后,孙承泽、魏裔介、熊赐履、张烈诸人,皆有尊朱排陆王之作。而陆王派学者亦群起反驳,程朱派和陆王派各挟门户之见,争持不下,成为清代前期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当代学者钱穆尝说:“今于学术大范围内,单划出理学一小圈,又于理学一小圈内,专钩出朱陆异同一线,乃于此一条线上进退争持。治陆王学者,谓朱子晚年思想转同于陆,此犹足为陆学张目。治朱子学者,反证得朱子晚年思想并无折从于陆之痕迹,岂朱子学之价值固即在是乎?……此诚是学术界一大可骇怪之事。”(《朱子新学案》第159页)此真一语道破清代前期义理学者的固陋和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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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以一史学家著《学蔀通辨》,在对陆王的批评中表明了他的哲学观点。这些观点大都出于朱熹。《学蔀通辨》因它的门户之见,所可称述者不多,但它代表了明代后期一种学术趋向:即在王学风靡学界的情况下,为朱学争正统。朱子学自确立为官学之后,一直是读书人家传户诵之学,加上科举的推动,朱子学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其影响十分深广。除了它作为政治、文化、教育方面国家意识形态的因素之外,朱熹思想以其博大精深的内容、完备的形式、平实的文字在读书人中有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虽然王阳明崛起之后,王学在全国迅速传播开来,具有耸动一世学风的力量,但朱学作为深入人心数百年的学术思想,在学术界仍有极大的影响力。其间服膺朱子学者起而为朱学鸣,也是学术发展必然有的事。陈建的《学蔀通辨》是自晚明开始的由王学向朱子学回归的思潮的先导,这股思潮后来发展为思想家们在明亡国耻的刺激下对王学的反省和检讨。这一思潮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事。陈建的《学蔀通辨》作为这一思潮的开端,对它后来的发展,起着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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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第二十五章 顾宪成对朱子学阳明学的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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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中良知现成的思想,经由王龙溪、罗汝芳等人推阐,大大发挥了其中“不学不虑,出之自有天则”一面,突出纯任良知、信手行去的精神,在思想界掀起莫大波澜。江右王门邹守益、聂豹、罗洪先等起而纠治,倡归寂主静之说。王门中先天良知派和后天功夫派围绕四句教进行的辩论,是明代后期学界一大事。至明末,学者承王学末流向猖狂无忌惮一路发展、朱子学被掩蔽的现实,力倡实地做功夫。这种趋向渐渐发展为思想界的主流。顾宪成、高攀龙、刘宗周是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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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1550—1612)字叔时,号泾阳,江苏无锡人。万历八年进士。授户部主事。与南乐魏允中、漳浦刘廷兰风期相许,时称三解元。后任吏部验封司主事,因上疏刺及执政,谪桂阳州判官。又转处州、泉州府推官,升文选司郎中。以会推阁员忤权臣王锡爵意,削职为民。归乡后与乡里同人会于二泉,读书讲学。万历三十二年,修葺宋杨时讲学旧址东林书院,与弟允成、同里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等讲学其中,一时四方之士闻风而至。依朱熹《白鹿洞书院院规》订《东林会约》。主张讲学不离世情,故会中多裁量人物,訾议国政,天下共推以为清议之首。万历四十年卒于家。著作有《小心斋札记》、《证性编》、《商语》、《泾皋藏稿》等,后人编为《顾端文公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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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一 先天良知与后天功夫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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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的学术根底为朱子学,但他也服膺阳明良知之说。他以朱子性论,融会阳明良知说。所以,他既承认现成良知,又强调致良知要实地做功夫。他尝驳江右王门罗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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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念庵先生曰:“世间哪有现成良知?”良知不是现成的,哪个是现成的?且良知不是现成的,难道是做成的?此个道理稍知学者类能言之。然则念庵言“世间哪有现成良知”,正所以激发顽懦,破除狂诞,俾之实致良知也。其有功于阳明大矣。(《小心斋札记》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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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洪先主收摄保聚,无欲主静,以纠治先天良知派的“猖狂无忌惮”,故反对不学不虑的现成良知。顾宪成不同意罗念庵对现成良知的否定,认为良知是现成的,天赋的。他的根据是孟子“不学而知者良知也,不虑而能者良能也”和朱熹“天命之谓性”之说。人皆具有天赋良知,是顾宪成的根本出发点。他尝说:“就良知论,非特尧舜是现成的,即桀纣亦是现成的。然而一边做了尧舜,一边做了桀纣,何也?吾人须于尧舜之所以为尧舜,桀纣之所以为桀纣处一查方有省发。然则现成足恃乎,不足恃乎,可以观矣。”(《小心斋札记》卷十一)至善之人与巨奸大恶皆后天造成,其先天本有之良知并无不同。故虽皆有先天之善,但不足恃,所恃者后天功夫。所以顾宪成反对无现成良知和人心无善无恶之说。但他也认为,罗洪先反对现成良知,强调良知是后天功夫锻炼而成,可以促使人自觉地在实事上做功夫。这样既能激发顽懦,又能摧抑狂诞。这与阳明晚年既强调良知本自现成又强调致良知实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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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承认现成良知,罗洪先反对现成良知,在这一点上似乎两人正相反对。实际上他们所谓“现成良知”所指并不相同。顾宪成所谓良知,指天赋道德意识的萌芽。其中并无阳明晚年良知概念所包括的广阔内涵。以此天赋道德意识的萌芽为出发点,以后天长养扩充为功夫,达到道德纯全、知识完备的理想人格,这是顾宪成的功夫路向。说这样的良知是现成的,意谓它是天赋的,后天一切功夫皆作用于其上,不能离此而别有用力之地。而罗洪先所谓“现成良知”,指知是知非、知善知恶,自能戒惧、自能中和,自能发散、自能收敛,合道德理性的纯全和知识理性的精湛为一的精神主体,即王阳明晚年具有多种意谓的“良知”。罗洪先所谓无现成良知,指没有不经过收摄保聚功夫即天然可恃可任的良知。所以虽然两人所言“现成良知”意指不同,而强调后天功夫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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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在承认天赋良知的基本前提下强调后天功夫的重要性,这一点与王阳明晚年思想并无根本牴牾,也与朱熹的功夫路向相合。朱熹承认“天命之谓性”,赞扬张载“心统性情”,其实亦主良知天赋,不过朱熹以心为具众理而应万事之地,心并非直接为性。心中本有的性理须由格物所得的物理激发诱导才能显现于心中,从而心性贯通为一。而阳明主张“心即理”,心中的性理时时显发感通至心的层面,只要无私欲遮蔽,当下心即是理。顾宪成之承认天赋良知,又强调后天功夫,实际上是有取于朱熹王阳明二人。所以顾宪成既不纯为一朱子学者,亦不纯为一阳明学者,而是杂取朱子阳明,他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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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平,阳明高;朱子精实,阳明开大;朱子即修即悟,阳明即悟即修。以此言之,两先生所以“考之事为之著,察之念虑之微,求之文字之中,索之讲论之际”者委有不同处,要其至于道则均焉。(《小心斋札记》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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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平实精密,阳明高明阔大,只是为学气象、特点上的不同,非有根本之异,二人可相辅为用。并且也不是后人所概括的“朱子重修,阳明重悟”,而是二人皆“即修即悟”。在顾宪成这里,朱熹王阳明非如在朱陆门人中那样互不相容。阳明朱子之学,他都平心采撷,没有出主入奴的狭陋心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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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还认为,朱熹的入手功夫格物致知和阳明的为学大要致良知,如善加理解,也可以会通。二人的学术宗旨不但不像后世学者所认为的“绝难融通”,而且甚至就是相同的,他说:“阳明之所谓‘知’即朱子之所谓‘物’,朱子之所以格物者即阳明之所以致知也。总是一般,有何同异,可以忘言矣。”(《小心斋札记》卷七)顾宪成可以说是一个对朱子学阳明学皆深有会心,从宏观角度看出朱子阳明异中之同者。阳明的知即“良知”,依阳明晚年的解释,良知既是“所性之觉”,即对天赋善性的自觉,也是知善知恶、知是知非的主体,最终的落脚点都在道德理性。而朱熹格物之“物”实际上强调的是物上所体现的天理,他的着眼点也在道德。朱子的格物,最终目的在获得天理,使心与理为一。而阳明的致良知,无论扩充良知于内,推致良知于外,目的都在获得天理。就最终目的皆在获取天理,以天理主宰人心这一点说,二人是相同的。从功夫路向上说,朱熹的即物穷理功夫笃实,阳明的致良知强调在实事上用功,二者也是相同的。所以,顾宪成的会通朱王,实际上是赞扬二者皆以德性修养为最后归宿,皆强调主体的实修实得,这是他思想中极其重要的方面。他会通朱子阳明意在反对阳明后学背离师门笃实功夫,专在先天良知上作弄。黄宗羲对于此点指示极为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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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深虑近世学者乐趋便易,冒认自然,故于不思不勉、当下即是皆令究其源头,果是性命上透得来否?勘其关头,果是境界上打得过否?(《明儒学案》第1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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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性命上透得来,境界上打得过,都是要对道德修养做笃实功夫。这是顾宪成会通朱王的根本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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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也认为,朱熹王阳明皆当时人杰,他们的学术大有功于后世。他们的理论本自周密,但如果不善用,皆可由偏于一隅而导入歧途,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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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揭格物,不善用者流而拘矣;阳明以良知破之,所以虚其实也。阳明揭致知,不善用者流而荡矣;见罗以修身收之,所以实其虚也。皆大有功于世教。然而三言原并立于《大学》一篇之中也。是故以之相发明则可,以之相弁髦则不可;以之相补救则可,以之相排摈则不可。(《小心斋札记》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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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功夫切实,难以躐等。以朱熹理论为拘,是狂放不羁之人的共同看法。阳明“天泉证道”,以“悟本体即是功夫”为“为上根人立教”,于是高明爽朗之人,多抛却实地功夫,专意悟本体的法门。李材“止修”之学,倡导通过具体修养功夫以止于至善,正所以补此类人之“虚”。顾宪成认为朱熹格物、阳明致知、李材止修各就《大学》一个方面发挥,三者补益可,彼此排摈则不可。这里可以看出顾宪成兼容并取以救学弊的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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