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1947565e+09
1701947565
1701947566 刘宗周对宋明儒者的许多流行观念如未发为性已发为情,理生气,心统性情等都本自己的心性论提出质疑,他尤其反对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道心与人心的区分。他说:
1701947567
1701947568 须知性只是气质之性,而义理者,气质之本然,乃所以为性也。心只是人心,而道者人之所当然,乃所以为心也。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气质义理,只是一性。识得心一性一,则工夫亦一。静存之外,更无动察;主敬之外,更无穷理。其究也,工夫与本体亦一。此慎独之说,而后之解者往往失之。(《中庸首章说》,《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301页)
1701947569
1701947570 在刘宗周这里,理是气的条理,所以说义理者气质之本然,义理是性的内容,所以说“乃所以为性”。性是心之气的起伏韵度,是个表示气的运行方式的概念,而道是价值理想,是个表示目的、标准的概念,故为所当然。但在刘宗周这里,当然就是实然的本体状态,心本然的中和就是其理想。所以道心是人心,气质之性就是义理之性。刘宗周反对将气质之性义理之性说成二种本质不同的性,更反对义理之性来自天理,气质之性来自气禀,当然也反对朱熹所谓“道心是知觉得天理的,人心是知觉得声色臭味的”。刘宗周批评程颢“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认为这是将性与气分而为二;即使程颢的“性即气,气即性,二之则不是”,也因为没有把性作为心气之理,故迹近笼统。
1701947571
1701947572 刘宗周也论到性与习的关系,他说:
1701947573
1701947574 要而论之,气质之性即义理之性,义理之性即天命之性,善则俱善。子思子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非气质之粹然者乎?其有不善者,不过只是乐而淫,哀而伤,其间差之毫厘与差之寻丈,同是一个过不及,则皆其自善而流者也。惟是既有过不及之分,则积此以往,容有十百千万倍蓰而无算者,此则习之为害,而非其性之罪也。(《答王右仲州剌》,《刘宗周全集》第三册,第331页)
1701947575
1701947576 气质之性即喜怒哀乐,义理之性即仁义礼智,仁义礼智亦可循以往的说法,为天命之性。喜怒哀乐未发,指心气流行之中和,它本身即是善。所谓不善,是喜怒哀乐的过或不及,过或不及则偏离中和,而究其原因,皆习引起。习指后天习染,非性之罪。刘宗周牢牢地把握住一点:天道的运行无有过忒,作为天道的凝聚的人身其本体也无过忒。人本来是一种自足的存在,人的错处,皆来自后天习染。所以刘宗周的修养功夫十分严毅清苦,在念起处狠加以克治之功。刘宗周不像大多数理学家,把人之善说成来源于天命,把人的过恶归罪于人的肉体,而是认为,人的肉身无罪,人的过恶源于后天的习染,而人的肉体这种特殊的气则是自然存在和自然流行的。修养功夫就在于保持它本然的中和。这尤其与以心为性之源、以身为臭皮囊的说法大相径庭,这为后来重新光大践形说打下了基础。
1701947577
1701947578 刘宗周晚年将慎独包容一切功夫,慎独不仅是保持“意”时时作主,保持心气之中和时时不离,也包括在后天之习上进行克治,后者实际上即复性说:
1701947579
1701947580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浑然至善者也。感于物而动,乃迁于习焉。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斯日远于性矣。无论习于恶者,非性;即习于善者,亦岂性善之善乎?……为之语言以习之,则知其语言以慎之;为之嗜欲以习之,则知其嗜欲以慎之;为之起居以习之,则知其起居以慎之;为之酬酢以习之,则知其酬酢以慎之;如是则习即性矣。凡境即性境,凡闻即性闻,凡见即性见。无心非性,无性非习,大抵不离独知者近是。(《习说》,《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311~312页)
1701947581
1701947582 浑然善性,是人心之本然的中和。习是心感于外物而动由此养成的某种倾向或习尚,有习尚即中气应物之际被习尚所迁移、改易,故远于性。习尚为独知所知,然后即习而慎,则复其性。这一功夫过程即慎独。
1701947583
1701947584 刘宗周整个功夫论的总纲即慎独,他曾说:“自昔孔门相传心法,一则曰慎独,再则曰慎独。”(《证人要旨》,《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5页)他的具体功夫“六事功课”是对慎独宗旨的贯彻。如六事之一“凛闲居以体独”,刘宗周解释说:“夫人心有独体焉,即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所从出也。慎独而中和位育,天下之能事毕焉。然则独体至微,安所容慎?惟有一独处之时可为下手法。”(《证人要旨》,《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5页)刘宗周的慎独,不是在独体本身下工夫,而是保任本具的独体畅然流行不受习的损害。体独即是独体流至感物而动的层面,主体之知与之为一,特别是在闲居易于懈怠之时。六事之二“卜动念以知几”,是在念头初动时独体做主:“独体本无动静,而动念其端倪也。动而生阳,七情著焉。念如其初,则情返乎性。动无不善,动亦静矣。”(《证人要旨》,《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6页)其三“谨威仪以定命”,是将慎独功夫贯彻于威仪动作上:“慎独之学,既于动念上卜贞邪,已足端本澄源。而诚于中者形于外,容貌辞气之间,有为之符者矣。所谓静而生阴也。于焉官虽止而神自行,仍一一以独体闲之,静而妙合于动矣。”(《证人要旨》,《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7页)动念是动,辞气容貌是静,以独体防闲邪僻之心,然后辞气容貌自正。所谓“气容当肃,勿以浮荡心失之”,“头容当直,无以邪曲心失之”等等皆是。其余“敦大伦以凝道”,“备百行以考旋”,“迁善改过以作圣”,皆慎独功夫贯彻于伦理原则及日常行为中。他的《人谱类记》,则取古人言论及事迹为师法,以警诫规范后人。其间多有严刻过甚而人不能堪者。故黄宗羲说刘宗周:“从严毅清苦之中,发为光风霁月。消息动静,步步实历而见。”(《子刘子行状》,《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250页)
1701947585
1701947586 刘宗周是王阳明之后体系最完备、论述最全面、思想最深刻的哲学家,尤其在形上学的高严与精微上,可以说无与伦比。他的孤介峻拔的风节是他的形上学的实践。但其究终为一理学君子,经世致用之学,刘宗周未尝措心,也不屑于措心,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表现得有些迂腐。如御史杨若桥推荐西方传教士汤若望擅长火器,请崇祯召试以用,刘宗周上疏反对:“臣闻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下此非所论也。迩来边臣于安攘御侮之策,战守屯戍之法,概置不讲,恃火器为司命,今破城陷邑,岂无火器而然哉?我用之以制人,人得之亦可以制我。不见河间反为火器所破乎?先臣戚继光在塞上,谨烽燧,严斥堠,军法修举,数十年无窥边者,未尝专恃火器。不恃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愈顿也。汤若望倡邪说以乱大道,已不容于尧舜之世,今又作为奇巧以惑君心,其罪愈无可逭。乞皇上放还本国,永绝异教。”(《子刘子行状》,《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235页)对西方传教士及西方实用技术,刘宗周似未若当时眼光敏锐、主张吸收一切先进技术为我所用的思想家那样宽容。他斥责西方火器为奇技淫巧,与后来中西之争中封闭保守的人同一口吻,这是他作为理学君子的偏弊处。专诚意正心而疏于经世之学,由此出现的流弊,是明末清初实学兴起的一大缘由。清初颜元即有见于理学讲正心诚意太过而倡“习行”。颜元的“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或以刘宗周为贬斥对象。但刘宗周学问风节自有其光彩不可掩处,不是仅仅硁硁君子所能抹过的。
1701947587
1701947588
1701947589
1701947590
1701947591 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1701942584]
1701947592 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第二十八章 黄宗羲对心学的总结
1701947593
1701947594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父亲黄尊素为东林名士,天启间因弹劾魏忠贤,被逮入狱,死于狱中。崇祯初黄宗羲入京为父讼冤,手锥阉党许显纯等,由是渐知名。为复社重要成员。清兵南下,率乡人组成“黄氏世忠营”,与抗清义军相呼应。失败后亡命海上。明亡后隐居著书,屡次拒绝清廷征召。恢复刘宗周创立的证人书院,讲学其中。一生除赴南明行在授左副都御史一短时期外,大部分时间从事著书讲学活动。学问广博,对天文历算、乐律、经史、文学都有很深研究。主要哲学著作有《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易学象数论》。著有大量诗文,并编成《明文海》、《明文案》。未成著作《宋元学案》,由其子黄百家和清初学者全祖望续成。另有天文历算著作多种。其著作今人编为《黄宗羲全集》。
1701947595
1701947596 黄宗羲的思想,受其师刘宗周影响甚大,他的理气心性、本体功夫诸方面的观点及对朱子、阳明学说的继承与批评,皆直接吸取了刘宗周的观点。他最主要的哲学史著作《明儒学案》对明代主要理学家的评论多根据师说,有些并直接摘引刘宗周之言。他解释《孟子》也以刘宗周思想为根据,故将读《孟子》所成的札记题名为《孟子师说》。
1701947597
1701947598 但刘宗周所注重者在心性修养之学,对社会政治、民生实用问题探讨较少。黄宗羲处于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中,身遭亡国之后的颠沛流离,对明朝的腐败更有痛切体会。他也特别重视史学,主张治经必兼治史。反对空谈性命,提倡经世致用。他在明亡后的流亡生活中所写的一系列著作,是南明史的重要史料。他的史学主张对浙东学者影响甚大。他的易学著作,注重考证史实,对汉代以来特别是宋易中的象数之学进行了考释和批评,对清代易学有一定影响。
1701947599
1701947600
1701947601
1701947602
1701947603 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1701942585]
1701947604 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一 理气合一,心性合一
1701947605
1701947606 黄宗羲的思想以本体论为一切方面立论的根据,他的心性论直接是本体论的延伸。他所谓宇宙本体与刘宗周一致,指於穆不已的天道,而天道以气为实体。他在评论罗钦顺的理气观时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这一观点:
1701947607
1701947608 先生之论理气,最为精确。谓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胶葛而卒不克乱,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极”一言,乃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矣。斯言也,即朱子所谓“理与气是二物、理弱气强”诸论,可以不辩而自明矣。(《明儒学案》第1109页)
1701947609
1701947610 这里虽援用了罗钦顺《困知记》中论理气关系的话语,但实可视为黄宗羲自己的观点。黄宗羲虽不同意罗钦顺的心性论,认为他的心性论与理气论相矛盾,但对罗钦顺的理气论则备加赞扬。黄宗羲和刘宗周一样,以气为天地间惟一实体,气的运行无始终,无间断,贯一切处。气运行的根据,气运行中表现出的条理即是理。理非别为一物,亦非气的主宰。朱熹虽也不认为理别为一实体,但他所谓“理气如人跨马相似”,“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在这里”,“理气绝是二物”等,实有两个实体之嫌。黄宗羲在他的著作中,对朱熹此类极易导致理气二物的表述多有批评辨正。
1701947611
1701947612 黄宗羲在《孟子师说》中对理气心性诸概念及其关系作了明确的界定:
1701947613
1701947614 天地间只有一气充周,生人生物。人禀是气以生,心即气之灵处,所谓“知气在上”也。心体流行,其流行而有条理者即性也。犹四时之气,和则为春,和盛而温则为夏,温衰而凉则为秋,凉盛而寒则为冬,寒衰则复为春,万古如是,若有界限于间。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即理也。理不可见,见之于气,性不可见,见之于心,心即气也。(《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60页)
[ 上一页 ]  [ :1.70194756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