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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对宋明儒者的许多流行观念如未发为性已发为情，理生气，心统性情等都本自己的心性论提出质疑，他尤其反对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道心与人心的区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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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性只是气质之性，而义理者，气质之本然，乃所以为性也。心只是人心，而道者人之所当然，乃所以为心也。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气质义理，只是一性。识得心一性一，则工夫亦一。静存之外，更无动察；主敬之外，更无穷理。其究也，工夫与本体亦一。此慎独之说，而后之解者往往失之。（《中庸首章说》，《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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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宗周这里，理是气的条理，所以说义理者气质之本然，义理是性的内容，所以说“乃所以为性”。性是心之气的起伏韵度，是个表示气的运行方式的概念，而道是价值理想，是个表示目的、标准的概念，故为所当然。但在刘宗周这里，当然就是实然的本体状态，心本然的中和就是其理想。所以道心是人心，气质之性就是义理之性。刘宗周反对将气质之性义理之性说成二种本质不同的性，更反对义理之性来自天理，气质之性来自气禀，当然也反对朱熹所谓“道心是知觉得天理的，人心是知觉得声色臭味的”。刘宗周批评程颢“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认为这是将性与气分而为二；即使程颢的“性即气，气即性，二之则不是”，也因为没有把性作为心气之理，故迹近笼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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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也论到性与习的关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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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而论之，气质之性即义理之性，义理之性即天命之性，善则俱善。子思子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非气质之粹然者乎？其有不善者，不过只是乐而淫，哀而伤，其间差之毫厘与差之寻丈，同是一个过不及，则皆其自善而流者也。惟是既有过不及之分，则积此以往，容有十百千万倍蓰而无算者，此则习之为害，而非其性之罪也。（《答王右仲州剌》，《刘宗周全集》第三册，第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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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之性即喜怒哀乐，义理之性即仁义礼智，仁义礼智亦可循以往的说法，为天命之性。喜怒哀乐未发，指心气流行之中和，它本身即是善。所谓不善，是喜怒哀乐的过或不及，过或不及则偏离中和，而究其原因，皆习引起。习指后天习染，非性之罪。刘宗周牢牢地把握住一点：天道的运行无有过忒，作为天道的凝聚的人身其本体也无过忒。人本来是一种自足的存在，人的错处，皆来自后天习染。所以刘宗周的修养功夫十分严毅清苦，在念起处狠加以克治之功。刘宗周不像大多数理学家，把人之善说成来源于天命，把人的过恶归罪于人的肉体，而是认为，人的肉身无罪，人的过恶源于后天的习染，而人的肉体这种特殊的气则是自然存在和自然流行的。修养功夫就在于保持它本然的中和。这尤其与以心为性之源、以身为臭皮囊的说法大相径庭，这为后来重新光大践形说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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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晚年将慎独包容一切功夫，慎独不仅是保持“意”时时作主，保持心气之中和时时不离，也包括在后天之习上进行克治，后者实际上即复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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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浑然至善者也。感于物而动，乃迁于习焉。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斯日远于性矣。无论习于恶者，非性；即习于善者，亦岂性善之善乎？……为之语言以习之，则知其语言以慎之；为之嗜欲以习之，则知其嗜欲以慎之；为之起居以习之，则知其起居以慎之；为之酬酢以习之，则知其酬酢以慎之；如是则习即性矣。凡境即性境，凡闻即性闻，凡见即性见。无心非性，无性非习，大抵不离独知者近是。（《习说》，《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311~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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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然善性，是人心之本然的中和。习是心感于外物而动由此养成的某种倾向或习尚，有习尚即中气应物之际被习尚所迁移、改易，故远于性。习尚为独知所知，然后即习而慎，则复其性。这一功夫过程即慎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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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整个功夫论的总纲即慎独，他曾说：“自昔孔门相传心法，一则曰慎独，再则曰慎独。”（《证人要旨》，《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5页）他的具体功夫“六事功课”是对慎独宗旨的贯彻。如六事之一“凛闲居以体独”，刘宗周解释说：“夫人心有独体焉，即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所从出也。慎独而中和位育，天下之能事毕焉。然则独体至微，安所容慎？惟有一独处之时可为下手法。”（《证人要旨》，《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5页）刘宗周的慎独，不是在独体本身下工夫，而是保任本具的独体畅然流行不受习的损害。体独即是独体流至感物而动的层面，主体之知与之为一，特别是在闲居易于懈怠之时。六事之二“卜动念以知几”，是在念头初动时独体做主：“独体本无动静，而动念其端倪也。动而生阳，七情著焉。念如其初，则情返乎性。动无不善，动亦静矣。”（《证人要旨》，《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6页）其三“谨威仪以定命”，是将慎独功夫贯彻于威仪动作上：“慎独之学，既于动念上卜贞邪，已足端本澄源。而诚于中者形于外，容貌辞气之间，有为之符者矣。所谓静而生阴也。于焉官虽止而神自行，仍一一以独体闲之，静而妙合于动矣。”（《证人要旨》，《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7页）动念是动，辞气容貌是静，以独体防闲邪僻之心，然后辞气容貌自正。所谓“气容当肃，勿以浮荡心失之”，“头容当直，无以邪曲心失之”等等皆是。其余“敦大伦以凝道”，“备百行以考旋”，“迁善改过以作圣”，皆慎独功夫贯彻于伦理原则及日常行为中。他的《人谱类记》，则取古人言论及事迹为师法，以警诫规范后人。其间多有严刻过甚而人不能堪者。故黄宗羲说刘宗周：“从严毅清苦之中，发为光风霁月。消息动静，步步实历而见。”（《子刘子行状》，《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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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是王阳明之后体系最完备、论述最全面、思想最深刻的哲学家，尤其在形上学的高严与精微上，可以说无与伦比。他的孤介峻拔的风节是他的形上学的实践。但其究终为一理学君子，经世致用之学，刘宗周未尝措心，也不屑于措心，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表现得有些迂腐。如御史杨若桥推荐西方传教士汤若望擅长火器，请崇祯召试以用，刘宗周上疏反对：“臣闻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下此非所论也。迩来边臣于安攘御侮之策，战守屯戍之法，概置不讲，恃火器为司命，今破城陷邑，岂无火器而然哉？我用之以制人，人得之亦可以制我。不见河间反为火器所破乎？先臣戚继光在塞上，谨烽燧，严斥堠，军法修举，数十年无窥边者，未尝专恃火器。不恃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愈顿也。汤若望倡邪说以乱大道，已不容于尧舜之世，今又作为奇巧以惑君心，其罪愈无可逭。乞皇上放还本国，永绝异教。”（《子刘子行状》，《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235页）对西方传教士及西方实用技术，刘宗周似未若当时眼光敏锐、主张吸收一切先进技术为我所用的思想家那样宽容。他斥责西方火器为奇技淫巧，与后来中西之争中封闭保守的人同一口吻，这是他作为理学君子的偏弊处。专诚意正心而疏于经世之学，由此出现的流弊，是明末清初实学兴起的一大缘由。清初颜元即有见于理学讲正心诚意太过而倡“习行”。颜元的“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或以刘宗周为贬斥对象。但刘宗周学问风节自有其光彩不可掩处，不是仅仅硁硁君子所能抹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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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第二十八章 黄宗羲对心学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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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父亲黄尊素为东林名士，天启间因弹劾魏忠贤，被逮入狱，死于狱中。崇祯初黄宗羲入京为父讼冤，手锥阉党许显纯等，由是渐知名。为复社重要成员。清兵南下，率乡人组成“黄氏世忠营”，与抗清义军相呼应。失败后亡命海上。明亡后隐居著书，屡次拒绝清廷征召。恢复刘宗周创立的证人书院，讲学其中。一生除赴南明行在授左副都御史一短时期外，大部分时间从事著书讲学活动。学问广博，对天文历算、乐律、经史、文学都有很深研究。主要哲学著作有《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易学象数论》。著有大量诗文，并编成《明文海》、《明文案》。未成著作《宋元学案》，由其子黄百家和清初学者全祖望续成。另有天文历算著作多种。其著作今人编为《黄宗羲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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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的思想，受其师刘宗周影响甚大，他的理气心性、本体功夫诸方面的观点及对朱子、阳明学说的继承与批评，皆直接吸取了刘宗周的观点。他最主要的哲学史著作《明儒学案》对明代主要理学家的评论多根据师说，有些并直接摘引刘宗周之言。他解释《孟子》也以刘宗周思想为根据，故将读《孟子》所成的札记题名为《孟子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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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刘宗周所注重者在心性修养之学，对社会政治、民生实用问题探讨较少。黄宗羲处于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中，身遭亡国之后的颠沛流离，对明朝的腐败更有痛切体会。他也特别重视史学，主张治经必兼治史。反对空谈性命，提倡经世致用。他在明亡后的流亡生活中所写的一系列著作，是南明史的重要史料。他的史学主张对浙东学者影响甚大。他的易学著作，注重考证史实，对汉代以来特别是宋易中的象数之学进行了考释和批评，对清代易学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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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一 理气合一，心性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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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的思想以本体论为一切方面立论的根据，他的心性论直接是本体论的延伸。他所谓宇宙本体与刘宗周一致，指於穆不已的天道，而天道以气为实体。他在评论罗钦顺的理气观时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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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之论理气，最为精确。谓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胶葛而卒不克乱，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极”一言，乃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矣。斯言也，即朱子所谓“理与气是二物、理弱气强”诸论，可以不辩而自明矣。（《明儒学案》第1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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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虽援用了罗钦顺《困知记》中论理气关系的话语，但实可视为黄宗羲自己的观点。黄宗羲虽不同意罗钦顺的心性论，认为他的心性论与理气论相矛盾，但对罗钦顺的理气论则备加赞扬。黄宗羲和刘宗周一样，以气为天地间惟一实体，气的运行无始终，无间断，贯一切处。气运行的根据，气运行中表现出的条理即是理。理非别为一物，亦非气的主宰。朱熹虽也不认为理别为一实体，但他所谓“理气如人跨马相似”，“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在这里”，“理气绝是二物”等，实有两个实体之嫌。黄宗羲在他的著作中，对朱熹此类极易导致理气二物的表述多有批评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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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在《孟子师说》中对理气心性诸概念及其关系作了明确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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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间只有一气充周，生人生物。人禀是气以生，心即气之灵处，所谓“知气在上”也。心体流行，其流行而有条理者即性也。犹四时之气，和则为春，和盛而温则为夏，温衰而凉则为秋，凉盛而寒则为冬，寒衰则复为春，万古如是，若有界限于间。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即理也。理不可见，见之于气，性不可见，见之于心，心即气也。（《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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