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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殁后，其后学以对本体功夫的不同见解分为二大派。以王龙溪、罗汝芳为代表的“现成良知派”重本体，强调良知本体完完全全，当下现成，悟此本体，即为功夫。以江右聂豹、罗洪先为代表的“功夫修证派”重功夫，强调良知虽人人皆具，但其现实表现并非直接与本体同一。黄宗羲对于本体功夫问题，明显赞成“功夫修证派”。这一点是受了刘宗周的影响。他对这一问题的见解，集中于两个问题：其一，何为阳明真正宗旨；其二，现成良知派和功夫修证派何者得阳明真传。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贯穿于《明儒学案》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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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是朱熹之后最大的儒者，他一生精进不已，好学善学，具有多种学养，加上他传奇式的经历和军事上的卓越建树，使他的学术思想具有既高明又平实、既广大又精微的特点。王阳明的学术历程，黄宗羲分为六个阶段。龙场悟道后的三个阶段，彼此间差别较大，可以说是“致良知”教的准备、确立、熟化期。准备期的特点是以静、收敛为主。黄宗羲对这一时期的概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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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之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有未发之中，始能有发而中节之和。视听言动，大率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明儒学案》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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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本原者，专以养成精纯的道德理性为务。尽去枝叶者，摒去佛老杂学、辞章骑射等。具体事物的知识虽不摒去，但已经作为道德理性的辅助与衬补。未发为根本，未发不仅是尚未发为意念，而且是尚未发为意念时的廓然大公状态。这种状态的养成主要靠静中体验。默坐澄心是静中体验的方法。收敛是趋向静，在静中涵养性体；或虽有意念发生，在静中使意念消沮。收摄精神、静中涵养的功夫路向虽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但默坐澄心这种具体的修养方法却很快被纠正了。因为王阳明发现默坐澄心容易养成喜静厌动之弊，所以又以在实事上磨炼为主。但实事上磨炼的目的仍在省察克治，仍是收敛而非发散。这一功夫路向为江右聂豹、罗洪先的归寂、主静宗旨所本。不但江右，浙中弟子中及门较早、性情笃实的也趋向这一路。黄宗羲虽对王阳明成熟期的思想十分赞赏，但他最推许的，在王阳明对于朱熹路向的扭转，在于其将道德理性放在最根本的位置，以道德理性统领知识，合知行为一的致良知说。对于王阳明晚年由本领阔大，功夫熟化直悟良知与道、性、气等的关系而有之超迈语、境界语，则未见推许。不仅未见推许，且有裁之抑之使归于实地的意思。他在《明儒学案》中评论徐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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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自龙场以后，其教再变。南中之时，大率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故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江右以后，则专提致良知三字。先生记《传习》，初卷皆是南中所闻，其于致良知之说，固未之知也。……是故阳明之学，先生为得其真。（《明儒学案》第221~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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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并引聂豹批评现成良知派之语以申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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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双江云：“今之为良知之学者，于《传习录》前编所记真切处俱略之，乃架空立笼罩语，似切近而实渺茫，终日逐外而自以为得手也。”盖未尝不太息于先生（指徐爱）云。（《明儒学案》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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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此处褒贬倾向十分明显，褒扬徐爱即所以批评龙溪。对王阳明亦未尝不微有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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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明显的事实是，《明儒学案》所选阳明语录，是经过刘宗周筛选并在某些条下加了案语的《阳明传信录》。“传信”二字表示，其中所选语录，皆阳明著作中可为天下式者。即使选入《传信录》，认为能代表阳明根本思想的，刘宗周也在评案中有所补正。如“门人叹先生自征宁藩以来，天下谤议益重。先生曰：‘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乡愿意思在；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一条，刘宗周加案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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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此方知先生晚年真面目，我辈如何容易打过关捩子也。然向后正大有事在。（《明儒学案》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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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说，阳明于毁誉一关打得过，可做得狂者胸次。众人未易及此。但“信得良知过”，此后仍有一大事在。此一大事即实地修养功夫。如无此功夫，信得良知过只破得乡愿之伪。以信得良知过代替具体功夫，以至“信手行去”，适入狂荡一路。刘宗周此类话还有一些，黄宗羲采入《明儒学案》时一仍其旧。其褒扬江右学派重功夫，重归寂、主静的修证，以对治王龙溪、罗汝芳的纯任先天，意思甚为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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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承其师刘宗周，惩泰州龙溪的荡越，特别是何心隐、李卓吾的“鱼馁肉烂”、“非名教所可羁络”，所以提倡收敛，强调流行中的主宰。这是他表彰江右学派的实意。他在论述黄绾的“艮止”、季本的“龙惕”宗旨时，都反复强调有本、有主宰之意。但未免对收敛一路提掇过重，掩蔽了阳明学中的其他精义。说“致良知一语发自晚年，未及与学者深究其旨”（《明儒学案》第179页），其实也不确。王阳明论良知十分详尽，起行征思田前因弟子之请而作之《大学问》，将“致良知”三字发挥《大学》之三纲领八条目，意思十分完整。学者各以其所需附会甚至矫诬良知之旨，因而各有解说是实，但这只是门弟子之疏略，非可以说王阳明本人的良知说不全面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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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的“盈天地皆心”是和他关于本体功夫的见解密切相连的。“盈天地皆心”是一种识度、一种理解，达到这种识度和理解需要功夫。识度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在现实的理解活动中养成。“心无本体，功夫所至即是本体”，就是承认，要达到“盈天地皆心”的识度并理解其“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的存在形态，除了心灵的修养（道德理性和知识理性的修养二个方面）之外别无他法。心灵不是某种既成的东西，心灵的全部含蕴是在现实活动中成就的。这里有量的积累，也有质的升华。结果不是既成的，结果产生于过程。由功夫积累而成的本体，才可以说分说全、说理说气、说性说命而两无滞碍。黄宗羲接过王学论争中的这个口号，把它作为根本思想，作为对明儒各派的评价标准。“心无本体，功夫所至即是本体”已经不仅具有王门后学争论中所具有的特殊含义，而且作为一种哲学主张，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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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1701942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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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五 哲学史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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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晚年精心编著的《明儒学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断代哲学史，叙述了明代二百余位思想家的生平和学术大旨，后附其主要著作选辑。这部著作在人物评论、材料取舍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成就。由黄宗羲草创，其子黄百家和私淑全祖望续补，王梓材、冯云濠修订整理而成的《宋元学案》各案评语虽多出全祖望之手，但全书框架由黄宗羲制定。这两部书尤其是《明儒学案》反映了黄宗羲的哲学史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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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万殊”是黄宗羲著哲学史的基本纲领。“一本”，从宇宙本体着眼，即道，即太极，即宇宙总法则。从学术史着眼，即文化精神，学术统绪，人文关怀。“分殊”即各时代有建树、能代表其时学术发展成就的各个思想体系。一本万殊就是文化精神、学术统绪体现在各时代哲学家的各个不同的哲学思想、哲学宗旨中。反过来说，各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共同构成了文化精神和学术统绪。这个“一本”是各个时代的杰出心灵智慧的结晶。它不是既成的东西，也不是各时代的思想家的学术思想的简单汇合和机械相加，而是各思想家本其文化立场、人文关怀而提出的思想主张与时代风气、学术潮流整合融释的结果。这个一本万殊，是即心即物的。一本呈现为万殊的变化，变化不测的万殊共同表现这个一本。这些万殊在构成一本中所起的作用，它对一本的价值，从不同的着眼点去看是不同的。这种看法是一种识度，获得这样的识度靠“修德”，即通过修养对一本万殊的关系有通透的、多侧面的理解。修德的反面是执定成局，举一废百。黄宗羲对上述思想有极明彻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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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心无本体，功夫所至即其本体。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宁凿五丁之间道，不假邯郸之野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使美厥灵根者，化为焦芽绝港。夫先儒之语录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体变动不居。若执定成局，终是受用不得。此无他，修德而后可以讲学。今讲学而不修德，又何怪其举一而废百乎？（《明儒学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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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必欲出于一途”之君子，既指不喜讲学，借整顿学术之名摧残、压制自由讲学的当权者，又指自拘自划，贬斥不同意见的陋儒。黄宗羲提倡的是用过功夫，竭其心力对整个学术发展做出了特殊建树，因此对一本有所发明、有所助益、有所受用的思想体系。他就是根据这个总纲去选择那些他认为应该论列、应该叙述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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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制定的《明儒学案》发凡，代表了他编纂学术史的基本观点，这些观点是他的一本万殊之旨的具体贯彻。其中最主要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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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选取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家为之立案。选取的标准是，有独立见解，着实用过功夫，不剿袭前人成说，对于“一本”有所发明者。黄宗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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羲为《明儒学案》，上下诸先生深浅各得，醇疵互见，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万殊者而后成家，未尝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明儒学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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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学术史，最关键的是制定入选的标准：应该为哪些人立案，如何评价学者的成就，这实际上是学术良心、识度、才能的综合检验。即前人所谓史德、史识、史才。世之为学术史之人，有借学术阿当道者，有排斥相反意见，压制自由思想者，有以一己好恶率意去取者，有不识所选学者的学术成就而褒贬失当者。黄宗羲的选取标准是，真正用了功夫，有独立见解，成一家之言者。只有独立见解、一家之言，才能对一本有所发明，否则会“以水济水”。《明儒学案》共立十七个学案，二百一十名学者入选。虽其造诣不同，宗旨各别，但都是真正用了功夫，有独立见解者。有的入选者虽然学术未见大成，但或言行不同流俗，或所得求之甚苦，其精神足以传世者。如泰州门下之樵夫、陶匠等。有学者批评明儒学案“袒护师说，主张姚江门户”（沈维：《国朝学案小识》序）。这恐怕不是公允的看法。《明儒学案》中对一些学者的评论以刘宗周的相关论述为根据，这是事实，但《明儒学案》的根本编纂思想却是黄宗羲自己的。更重要的是，黄宗羲身处明清鼎革之际，相当长的时间是在清廷统治确立之后的相对平静的时期中度过的。他所面对的问题，他为解决这些问题酝酿出的方案，都不同于刘宗周。即就对具体人物的评价说，两人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如刘宗周对阳明学“始而疑，中而信，晚年辩难不遗余力”，欲纠正王门流弊的用心十分明显。黄宗羲则对王阳明十分赞赏，但对阳明弟子，尤其对泰州龙溪批评甚为严厉。即使黄宗羲在相当多的观点上同刘宗周吻合，也应看做黄宗羲同意并继承了其师的观点，非与其师不同而曲为袒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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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儒学案》“主张姚江门户”，更是不了解明代学术发展历程的皮相之见。明代学术，自王阳明崛起后，局面为之大变。由于王阳明不背离儒家基本立场而思想有所创新，反对当时朱熹之学的僵化而能超越之，反对当时的功利潮流而学说中又能容纳之，这些都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再加上他的人格的巨大感召力，使他成为当时推许景仰的对象。他的弟子遍天下，其中少数龙象有绝大的力量推波助澜，使阳明学说成为一种风靡大半个中国、占据思想界主导地位的思潮。以王学为中心是当时学术界的事实。《明儒学案》记叙了、传述了这个事实，并非阿私所好而曲为张扬。除王门外，《明儒学案》还论列了明初沿袭朱子学的崇仁、河东、三原等学案，与姚江相呼应的甘泉学案，对姚江有所批评和修证的止修、东林、蕺山学案。其中与阳明同时和后于阳明的学派，其学说不能无视或回避在当时有绝大影响的阳明学，在著作中，有赞许，有批评，有商榷，有袭取，这都是情理中事。王学为学术界注目的中心，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明儒学案》以王学为中心，是对当时学术情形的实录，并非争门户。此外，王学发展线索历然可寻，为叙述方便计，为归属明了计，王学分门别派立案。而诸儒传承不清，总立“诸儒学案”。这并非重王门而轻诸儒。实际上“诸儒学案”名虽一而分上中下，案中所叙人物甚多，所占篇幅甚大，王门之外的重要思想家几网罗无遗。而东林、蕺山是否王门，尚在可争论之列。这些都说明，所谓《明儒学案》“袒护师说，主张姚江门户”是不实的。朱学学者为使朱子学重执学术界之牛耳，故意抑低王学，减杀其影响，缩小其范围，这正是为朱学争门户。此现象在清代前期甚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