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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之异端之为害多矣，葬师为甚，佛次之，老又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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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书之言祸福者，皆妖书也，而葬书为甚；凡人之言祸福者，皆妖人也，而葬师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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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葬书之倍叛失理，尤非佛老之书之比，而儒者莫之辨。葬书诬矣，葬师又甚矣，而儒者莫之黜，又躬劝为之戒。（皆《葬书下·甚次》，《陈确集》第4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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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人之死如枯朽之木，无有生气，必不能荫福活人，而葬师侈言利害，谓葬地大有关于活人之祸福休咎，此大谬不然。他从天人关系来论证丧葬与人的祸福无关，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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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无私载，故雨露之施不择物。物之材不材，自为枯荣焉，非天有意枯荣之也。地承天施，亦犹是耳。人之善不善，自为祸福焉，非天与地能祸福也。（《葬书上·葬论》，《陈确集》第4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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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至公无私，故与人的祸福无关；地无识无知，万物各遂其性，自为枯荣。此理甚明，而人为私心求福，以无私之天地万物为有意志，有目的，能故祸福人，此大愚。人的祸福，皆由自取。即使有些人力所无法干预、无法解释甚至无法避免的祸福，也可委之天命，而与葬地风水绝无关系。祸福皆有其理，皆是人行为的结果。信风水而葬，愚诬之甚。祸福之说起于风水师贪贿，故夸大其辞以惑人射利。而愚蠢之人惑其言，竞相推煽，此风于是大盛，至今演为不可遏之势，所遗恶果甚大。他指出，由于迷信风水，“争地而仇乡党，争利而仇同气，速狱连祸，破家亡身者有之。异端之害，未有过此之毒者也，不亦痛哉！”（《葬论》，《陈确集》第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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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确还指出，择地固可，但不为祸福。择地只择高爽无蚁无水、地近便于葬埋便于祭扫，绝不用风水。他提出，择葬地当避五患：使后日不为城郭，不为道路，不为沟池，不为势家所夺，不为耕犁所及，这就够了。若言葬地当择风水，则惑甚。他痛切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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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乃家运之有兴废，谋为之有成败，寿命之有短长，息胤之有繁耗，或由人事，或由天命，祸福之机，何可深论！必欲一一准之墓地，则愈惑矣。（《葬书上·与同社书》，《陈确集》第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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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确关于丧葬的主张是：“及时，族葬，深埋，实筑”八字。所谓及时，就是要及时殓，及时殡，及时葬，不迁延时日。应遵照古礼，三日而殡，三月而丧，停丧不能愈三月。有数十年不葬者，有数世不葬者，有数十棺不葬而终不可辨认者，皆非礼之宜。即使家贫无力者，薄葬而速犹愈于久待而欲厚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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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族葬即合族而葬。陈确对此持之甚力。他曾作《族葬五善》盛言族葬的好处：其一，骨肉完聚；其二，不废耕地；其三，族葬按辈分排定墓穴位置，既速且不争；其四，葬师地主不能牟其利，葬家省丧葬之费；其五，所祭之人在一处，便于祭祀，不渎不烦。陈确还认为，族葬可以互通有无，族中贫无力者可免无葬地之虞。此为在丧葬事上扶危济困。陈确对诗文之类结社不甚积极，以为无益世道，惟积极参与葬社，作葬约。遇有葬事，葬社人员协同葬家办理。丧葬之费由葬社协助。据陈确“葬社启”：“葬者甚多，社事之盛，无过今日。”（《陈确集》第504页）可见收效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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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埋实筑之法，以穴深则阳寒，阳寒则死人之血肉凝而不化，并且狐兔不能穴，蚂蚁不能及，掘墓者不易为，竹木之根不易穿，地上之气候不易影响等。实筑则以石杵实捣，以防水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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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书》是陈确的重要著作，其中论丧葬的性质与斥葬地择风水之非，持论皆有可取之处。表现了他以实事移风易俗的精神。他关于葬法的具体主张和遗留下来的图样，是研究民俗有价值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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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确的著作生前没有刻印，只有少数篇章为友人所观，但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大学辨》则广为同门所知。又因与多人往复辩论，故在刘门中引起不小的波澜。但总的说，陈确的思想在当时没有引起多大影响。他的著作中对于理气心性等当时讨论的重要问题都没有专门涉及，《大学辨》中关于大学诸问题的讨论亦较为肤浅，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他的思想的价值。他的价值在于敢于怀疑《大学》为圣经贤传，敢于指斥《大学》的谬误，敢于批评程颐、朱熹所作的解释这一点，与明末整个思想界的批判精神相呼应。其理欲之辨肯定人的基本物质需求的合理性，主张宽于义利之辨，反对某些过于严苛的修养方法，也表现了他的开放精神和与世俗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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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第三十章 方以智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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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由于王学盛极而衰，一批倡导由虚返实，注重自然科学、博物等实证知识的思想家脱颖而出。他们同时研究哲学，但屏去心性及道德问题，专意于宇宙根本原理和事物的存在及运动法则的研究。但因身感明亡的苦痛，他们大多有存续、总结中国思想学术的壮心和强烈的统合儒释道三教的意图。但他们的哲学中又往往有一种捉摸不定、不知身家何处的悲凉感。方以智就是这些思想家中最突出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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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明亡后变姓名为吴石公，出家后名无可，号五老、药地、墨历、极丸等，安徽桐城人。青年时游学江浙，结交当时名士，为复社领袖之一，参加了驱逐阉党阮大铖的活动。三十岁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李自成军入北京，欲留用，他以死相拒，相机逃出，投奔南明弘光朝。为阮大铖所不容，于是南奔广州，卖药市中。后投奔肇庆桂王永历政权，擢为左中允，东阁大学士。为王坤所劾，挂冠隐居梧州，在仙回为清兵所捉，胁迫为官，威逼利诱皆不能屈，于是听凭他去悟州云盖寺出家。三年后在南京高座寺正式受戒，并在此闭关三年。回故乡服父丧，服阕后云游江西，入青原山净居寺。后为清兵所获，在押解赴岭南途中，病死于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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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智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曾祖、祖父、父亲及三个儿子都是著名学者。他幼年聪慧，“年十五，群经史子略能背诵”。喜博物之学，“凡天人、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下逮琴剑、技勇，无不究其旨趣，著书数十万言”。有《通雅》、《物理小识》等著作。晚年潜心哲学，著有《东西均》、《药地炮庄》、《易余》、《性故》、《一贯问答》、《愚者禅师语录》等，学识为黄宗羲、王夫之所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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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一 学术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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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智是个有着强烈的实证倾向的哲学家，他与以心性为学说中心的理学家很不同，与继承传统气本论、有鲜明的实学色彩的王廷相也不同。他的思想可以分为二个阶段，甲申（1644）国变前以研究各种具体知识特别是自然知识为主，在具体知识中概括出、抽引出哲学道理。下学上达兼致，质测通几并举。国变后经过颠沛流离的生活，特别是晚年出家之后，则倾全力于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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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智早年的学术旨趣很大程度上得于家学。他的曾祖父方学渐曾师事耿定向之弟耿定理，为学崇实，其著作《庸言》即以“崇实”为篇名，其中说：“凡有始者，必有所为始始也者，故虚之不能不实，造化之不能不实而虚也。”注重考究事物的实际根据。这一点与方以智后来特别注重对事物之所以然的研究很有关系。方以智晚年的重要著作《东西均》就以“所以”为篇名。祖父方大镇著有《易意》，象数义理兼取，而归结于道德义理的阐发。父亲方孔炤于易学尤精，著有《周易时论》，特别注重象数，注重掘发《周易》中包含的一般哲学理论。方孔炤以太极为《周易》的最高范畴，同时以太极为宇宙本原。太极表现为有极与无极，有极即有形的万物，无极即未始有形而只有抽象之理时。太极贯有极无极，它自身不落有无。方孔炤的思想充满思辨色彩，不为具体物理所限。方以智晚年对《周易时论》原稿加以编排整理，在各章节中加了按语和解说，名《周易时论合编》并为全书作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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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智在哲学方面主要受家传易学的影响，他的博物学则受惠于王宣。王宣（号虚舟）是方孔炤为方以智选定的老师，亦擅长易学，常与方氏诸人研讨易理，亦精物理，著有《物理所》。方以智曾说：“智年十七八即闻先生绪论，旷观千世，间引人闻道，深者征之象数，其所杂著多言物理。是时先生七十，益深于河洛，扬（雄）京（房）关（朗）邵（雍）无能出其宗者。”（《虚舟先生传》，《浮山集·文集后编》）方以智自言他的《物理小识》即因《物理所》而增广之。方以智的实证思维方法多得自王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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