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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认为变与常起源于对事物的象与数的观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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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者，气之始，居乎未有务之先；数者，时之会，居乎方有务之际。其未有务则居也，其方有务则动也。居因其常，象，至常者也；动因乎变，数，至变者也。（《周易外传》系辞上传第二章，《船山全书》第一册，第9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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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即具体事物呈现的形貌，数指事物的规律在具体时空条件下的表现，务指事物的运动、作用。象是事物保持自身的外在规定性，它呈现于事物发生显著变化之前，而数是具体时空条件下各种因缘整合的结果，呈现于事物方动未动之际。事物在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动前保持着稳定性，在事物的稳定性中呈现一般法则，一般规律。事物的显著变动则引起一般规律在特殊时空条件中的变化。王夫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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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常其所常，变其所变，则位安矣。常以治变，变以贞常，则功起矣。象至常而无穷，数极变而有定。无穷故变可治，有定故常可贞。（《周易外传》系辞上传第二章，《船山全书》第一册，第9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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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其所常，即在事物相对稳定时保持其稳定性。变其所变，即在事物变化时，随其变化而变化。其常其变，皆因事物而措置，随物俯仰，不特意有所造作，故可处于安居之位。但这只是消极的适应，积极的处置应该是掌握常与变的法则以发动功用。这就要求把握一般规律而驾驭变化，通过变化对一般规律进行灵活运用，而在这种运用中时时保持一般规律的稳定性。事物在稳定阶段的形貌是大致一定的，但它有无数可能的改变。事物的规律虽在不同时空条件下有不同的表现，但它又是稳定的，有变中之常。懂得了这一点，就可以执一御万，万中觅一。以上道理的反面就是执象以常而不知变，执数以变而不知定。这两种偏向都是拘执于一曲引起的。知其常，同时知常中之变；知其变，同时知变中之定，这样才算掌握了事物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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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变与常这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王夫之不是等量齐观，而是有轻重主次之分。王夫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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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亦变矣。变而非能改其常，则必有以为之主。无主则不足与始，无主则不足与继，岂惟家之有宗庙，国之有社稷哉？离乎阴阳未交之始以为主，别迷乎杳冥恍惚之影，物外之散士不足与君中国也。乘乎阴阳微动之际以择主，巧迓之轻重、静躁之机，小宗之支子，不足以承祧也。故天下亦变矣，所以变者亦常矣。相生相息而皆其常，相延相代而无有非变。（《周易外传·震》，《船山全书》第一册，第9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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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认为，天下事物皆变，但变中有常，变不能改其常。常与变二者中必有其一为之主。有主有次、有轻有重是事物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何者为主？必以事物的常态即它最一般的性质和规律为主，而它变动中的临时状态，是不能为主的，遑论杳冥恍惚、虚幻不实的东西。事物皆变，但它变的根据必在其常态之中。事物的产生、发展、延续、递嬗等是变，但也是常，是常中之变。王夫之这一思想，重在以常观变，以一御万，他是在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观照下考察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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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在常与变中更重视常，由此在守正与权变中更重视守正。但他的常是变中之常，他对变与常的理解是“变者其时，常者其德”（《周易外传》系辞下传第七章）。德指性质与规律，时指具体的时间空间条件。他主张“于常治变，于变有常”，这是他处忧患的根本观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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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常变，数有吉凶，因常而常，因变而变，宅忧患者每以因时为道，曰“此易之与时盈虚而行权”者也。夫因常而常，气盈而放逸；因变而变，情虚而诡随；则常必召变，而变无以复常。今夫月之有盈虚也，明之时为生死，而魄自贞其常度也。……故圣人于常治变，于变有常，夫乃与时偕行，以待忧患。（《周易外传》系辞下传第七章，《船山全书》第一册，第10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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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认为，事物处在不停的变动中，人在接触事物中会遭逢吉凶。对常变吉凶有忧患意识的人，往往过多地着眼于具体时空的变化，以求与时俯仰，因时变以行其权变。他们往往陷入“因常而常，因变而变”的偏弊，执滞不通。只知常而不知变，则容易一往直前，过于盈满，不知一波三折，云回流溯。只知变而不知常，则容易与时为随，陷入变诈机谋，无规矩准绳做中坚，往往为利所诱。事物的法则是“常必召变，变无以复常”。如月之圆缺为变，而月必有圆缺，圆缺之度有一定之数，这就是常。用对于常的认识和把握以观变，则可以与时偕行而不改其常，坐待忧患而以常为治。王夫之把常与变的道理运用于《周易》与《礼》的对比，认为：“易兼常变，礼惟贞常。易道大而无惭，礼数约而守正。故易极变而礼惟居常。”（《周易外传》系辞下传第七章，《船山全书》第一册，第1057页）易兼常和变，礼侧重于常。故须学礼以守正，学易以明常变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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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了以上常与变的道理，就是达到了“大常”。大常是王夫之一个重要概念，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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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亟变而道皆常，变而不失其常，而后大常贞，终古以协于一。（《周易外传·杂卦传》，《船山全书》第一册，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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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大常就是奉常以处变，就是变而不失其常，这是万古不变的准则。能够遵守这个准则，才能对于性与道、万与一、动与静、取与予、仇与解、纯与杂等互相对待的关系有正确的理解和运用。他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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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变而输于所委，大变而反于所冲。性丽时以行道，时因保道以成性。皆备其备，以各实其实。（《周易外传·杂卦传》，《船山全书》第一册，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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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常中，小的变化因矛盾微小，为它的母体所涵取。大的变化因矛盾剧烈而对聚积成它的冲力形成反作用，事物皆在时空中存在，事物的本质在不同的时空中显现为不同的存在方式，而具体时空对事物的不同显示恰是展现了它的根本性质。事物是万中有一，一中有万，常中有变，变中寓常，纯杂咸备，共成於穆不已之天道。这就是宇宙的真实图景。这就是王夫之的大常。也就是“诚”，它超出了具体的动静、常变、一多。“大常”对于王夫之是一种宇宙图景，一种心灵洞识，也是一种修养境界。惟有此洞察才有此图景，有此境界；惟有此境界才得此洞识，见此图景，一謦咳而三事毕矣。王夫之的常变观，表明他对于事物的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有深彻的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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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三 心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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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的心性论，是他关于天道的根本看法的具体体现，也是他的理想人格的基本依据。心性论在王夫之的整个哲学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前人的研究中对他的本体论、大化论着眼较多，对他的心性论则注意不够，这是由于片面理解王夫之所谓心，把它仅仅看做理智能力所致。王夫之的心性论，继承了理学的基本思路、基本命题，深入研究了多家理论，融入了他的特殊理解，创造、阐释出一种含义丰富、境象阔大的心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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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心与性 心在王夫之的理论中是个含义极为丰富的概念，包括性的盛具之地，感觉、意志、理智等的主体。王夫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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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有性，函之于心而感物以通，象著而数陈，名立而义起，习其故而心喻之。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通而知觉乃发。故由性生知，以知知性，交涵于聚而有间于中，统于一心，由此言之则谓之心。顺而言之，则惟天有道，以道成性，性发知道；逆而推之，则以心尽性，以性合道，以道事天。惟其理本一原，故人心即天。（《张子正蒙注·太和篇》，《船山全书》第十二册，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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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张载“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一句的发挥。“人之有性，函之于心”指人心是性驻着之地。人心的任何活动，都为人性所制约。“感物以通，象著而数陈……而心喻之”等指心同时是由性生发出的感觉、知觉器官。形指人的躯体，神指精神作用，物指外在于人的有形有象的物体。心对物的知觉必须具备这三个条件，这里主要在讲心的认识功能。“由性生知”表明他接受了传统的心统性情，“性体情用”之说而有所发挥，他把心的知觉活动看做人性的作用，即由天命于人之性生出的心的感知功能。王夫之认为“由性生知”，这表明他把广义的性，即以道德理性为基干，其中包含知识、意志、审美等功能的统合体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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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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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统性情者，自其所含之原而言之也，乃性之凝也。其形见则身也，其密藏则心也。是心虽统性，而其自为体也。则性之所生，与五官百骸并生而为之君主。常在人胸臆之中，而有为者则据之以为志。（《读四书大全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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