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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50389 “牗世兼善”即传教,这是本业;公输、墨翟之巧,其余事也。传教士时时注意不以余事妨本业。利玛窦在说到他译《几何原本》的缘起时也曾提到,徐光启与他“时得晤,言多咨论天主大道以修身昭事为急,未遑此土苴之业(指译《几何原本》)也”(《译几何原本引》,《天学初函》第19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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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50391 利玛窦在传教士中是持本土文化调和论最有力、译科学书最早且最多者,他尚且重视传教如此之甚,其他传教士可想而知。传教士“泛海九万里,历时三年”到中国,他们是被对天主强烈的爱和忠于传教事业的精神所鼓舞的。中国人对他们带来的东西的接受分为两个层次。社会精英——官吏学者主要接受了科学技术,下层劳动者主要接受了天主教。官吏学者中信教的也有,但毕竟不多。像“天主教开教三大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及冯应京、王徵、李天经等,虽然他们在天主教圈内影响很大,但对于中国庞大的官吏学者群来说,只是极小部分。他们留给后人的真正遗产是他们所译的西方科技书。后来《四库全书》所收皆科技书而对介绍天主教教理的书摒弃不收就是明证。中国政治中枢对西学的去取原则是“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引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寰有铨》的评论)。这些移译过来的科技书,尤其是天文、算学类,对清初王锡阐、梅文鼎等当时第一流的科学家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清末民初大量介绍西学的浪潮中又不断地被重新提起。这些都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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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50393 明代后期入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化交流。它使中国这个封闭的内陆大国第一次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它和佛教传入的背景绝不相同。佛教的输入是中国主动地请一种异质文化进入中国(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最早进入中国的只有经书,僧侣的进入也只是作为传译佛经的专家,没有强烈地改变中国人宗教信仰的愿望。西方天主教传教士是主动进入中国的,他们带着归化中国人的使命。随同印度佛教一起输入的印度文化中的其他成果如音韵、因明等,是为佛教服务的。它们在中国实际发生的作用甚微。而西洋传教士输入的科技,其目的虽是叩开中国的大门,但这些原本是传教媒介的东西实质上起了最为重大的作用。佛教输入中国时,有很长的格义阶段,它们是慢慢被中国人首先是具有老庄思想的人信受。这种信受是相当自由的。信奉佛家学说的人不必是佛教僧侣。西洋传教士传入的天主教没有格义阶段,他们恐怕中国接受者混淆了它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界限,一开始就强调两者的不同。而且信奉天主教的即是信徒,这中间没有思想的缓冲带。天主教一开始就同中国本土文化处于尖锐的冲突之中。佛教传入中国后,它的主要敌手是道教,佛道之争的实质是争与思想界的主流儒家文化的联姻权。它们的争论对中国文化的主体发生的影响不大。而西洋传教士的主要敌手是势力非常强大的中国主流文化,与它抗争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佛教与中国主流文化发生的冲突原因在文化之外,如三武灭佛主要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政治上的原因是其借口。而天主教与中国主流文化的冲突是政治的(夷夏之防),不过这种冲突在明末还是潜伏的,到康熙、雍正朝才表现出来。佛教传入中国时,它的受体是强大的,中国的统治阶层对异族文化较为宽容。天主教传入中国时,它的受体则相当虚弱,它时时警惕夷人与民间推翻朝廷的秘密结社勾连,同时警惕它们有可能作为入侵海盗的眼线而对明朝造成危害。佛教传入中国时,它是仰慕中华文明的,而天主教传入中国时,虽然传教士对中国的物产、政治体制及礼乐声教持尊敬态度,但它的教义中的沙文主义成分(如把东亚人的始祖看做诺亚的后代)则使传教士中的许多人持强硬的不与中国本土文化调和的立场。而当时中国人的“天朝为世界中心”的心理及因闭锁造成的对于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缺乏经验和心理承受能力,也容易激化本有的矛盾。所有这些不同,都造成了天主教与中国文化的潜在冲突。一有合适的机会便会将这种冲突公开化,甚至酿成严重后果。明代末期传教士的活动总的来说只是小范围的,明帝国对它采取了严密注视但相安无事的态度。这是传教士能取得丰硕的译述成果的原因之一。这种相对的平静随着传教活动的展开,由此引起的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的加剧而宣告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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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50398 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1701942625]
1701950399 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本书引用书目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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