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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瞰京城,伸出一只手掌就可以将之覆盖,王守仁不由得心事浩茫起来。一幅烽烟滚滚,战鼓嘹亮,银光皑皑,喊杀震天的画面在眼前浮现,“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在耳畔回响。联想到明朝边患未除,热血少年王守仁顿时沸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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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王守仁生活的时代,明朝已享国一百年。这是一个惊心动魄,五光十色的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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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方孝孺之死是明朝文人悲剧命运的序曲,那于谦之死就是其中最绝望的音符。前者代表大义,后者代表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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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要有些信仰才能支撑着活下去的。没有了大义可以选择苍生,如果连苍生的代言人于谦都落个鸟尽弓藏的结局,那么路在何方?像庄子那样身如不系之舟,脱离这“曳尾于涂中”的苦海?两千年来,无数的人都这么做过,刘伶醉酒,阮籍狂狷,他们真的快乐吗?生命就是在这喋喋不休的追问中慢慢成熟的,每一个人,无论智商高低,相貌美丑,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环境,询问最多的问题终究是“我要做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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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王阳明的出现,这一终极命题被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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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的思维方式向来是一半儒家一半道家。而心学也常常被认为是这两种思想的融合,但这种浅薄的定义远远不能概括心学丰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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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一言以蔽之,治—乱—治—乱—治—乱—治—乱—治—乱—治—乱—治—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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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虽说在中国很早就被提了出来,但只有少数人可以自觉自发地将其运用自如,大多数则是迫于强权而不得不做出的伪装与妥协。后者一旦脱离强权的压迫,便很容易剧变为一种极端思潮,直至付诸暴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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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别塔》中有“实现正义的热情,会使我们忘记慈悲为怀;对公正的热望,使许多人成了铁石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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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康有为在《法兰西游记》中点评法国大革命时说:“合数十万革命军之流血,以成就罗伯斯比尔之专制民主;合数千万良人之流血,以复归于拿破仑之专制君主。”其实他忘了,这样的事在中国古已有之,早就见怪不惊了。革命者,鲁迅笔下“咸与维新”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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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化心理,追根溯源,还是要到孔子身上去探究。子曾经曰过:“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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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孔子在教导弟子应该做什么样的人—不为人知,却不因此而气恼。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此言不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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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最初是一群巫师,而巫术在商朝是立国之本,于是这帮人就靠占个卜、跳个大神,混了一个既得利益阶层。那文字最早又是什么呢?文者,纹也。意即为统治阶层粉饰遮掩的工具。由此观之,商朝是利用政治神学来确保其统治的合法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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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殷周革命,事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周朝将商朝的神权政治改造为贤君政治,讲究治道,目标是创造理性的人文秩序。于是,过去的大巫小巫纷纷下岗,自谋出路,混得不好的就只有在街边摆摊算命,另一部分有追求的逐渐成为一个致力于“治国平天下”事业的阶层,就是后来孔子的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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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部分人也不好混,想想看,商朝时全国的文盲率还很高,认识俩字的屈指可数。而到了春秋,随着文化的普及,识字率逐渐上升,本科文凭也就当以前的高中文凭使,竞争加剧了,现实严峻了,于是孔子发话了:“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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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跟现在的媒体安慰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一样:不要气,不要急,关键是眼光要放低。实践证明,这种忽悠还是有功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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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知而不愠”是比较典型的“孔子句法”(仔细品味“而”字),《论语》中这样的句式随处可见,自勉中透着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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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春秋时,诸侯割据,求才若渴,游士们四处兜售其学,谋取权力。如果加入这些人的行列,别人要什么自己就卖什么,文字集团便丧失了人格的独立性,孔子颇有针对性地说这句话无非是想表明一种超然的态度,至于是否达到这种境界,则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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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眼光再毒一些你会发现,这句话本身就揭示了说话者自己还没有完全超越。彻底超越了世俗功利的人,根本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他早就物我两忘,随心所欲不逾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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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句话只是表达了一种为了超越而做出的努力,四处游说的孔子想要维持人格的独立绝非易事。而孔子以降的门徒就更等而下之,将仁义道德作为沽名钓誉之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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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和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困境,就是一边强调自己的价值理想超越了世俗的政治,自勉并教育学生不要理会权力游戏中的利益分配,但另一方面,他们理想的实现,又必须依靠政治权力来实现。这是一个无奈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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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王阳明的出现,所有的一切才被彻底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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