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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弘治十七年，内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李东阳奉命去曲阜祭孔，一路上便见到了许多令人感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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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赶上大旱。天津一路，夏麦已经枯死，秋禾也没有种上。挽舟拉纤的人没有完整的衣服穿，荷锄的农民面有菜色。盗贼猖獗，青州一带治安问题尤其严重。从南方来的人说，江南、浙东一带满路都是流民，纳税人户减少，军队兵员空虚，仓库里的粮食储备不足十天，官员的工资拖欠已逾数年。东南自古富庶，是纳税大户，一年之饥就到了这种地步。北方人懒，一向没有积蓄，若是今年秋天再歉收，如何承受？臣恐怕会有难以预测的事变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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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阳作为一时文豪，将汇报写得煽情动人、直言不讳，一时间广为传颂。但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他也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方案，只是反复提醒皇帝要“节用广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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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来看，朱祐樘还是很勤奋的，选用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名臣，比如徐溥、刘健、谢迁、马文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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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制度不改，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李东阳笔下“贪官酷吏，肆虐为奸；民力困穷，怨咨交作”的现状。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制度是有保质期的，只有不断地修补、革新，才能保证社会机器的良好运转。改革固然会伤及既得利益团体，固然会出现波折动荡，但不改则必死无疑，因此，一个立志进行改革的优秀政治家应该具备的素质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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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一哥王阳明 良知到底是个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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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清楚此刻自己人微言轻，但他还是希望皇帝将他的八项建议交内阁审议，酌情施行。然而奏折呈上去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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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抱怨是不可能的，以有限的生命投身于漫漫仕途，多少人就在这光阴虚度中步入耄耋之年，哪还有平治天下的精力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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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春花闻杜鹃，秋月看归雁；人情薄似云，风景疾如箭”。王阳明早就看透了官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特点，发牢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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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做官这项高风险的职业而言，皓首而无成者占绝大多数。幸而有成，能得其当盛之年者几人？这几人中，想做点事却又半途而废、垂成而毁者，又往往有之。可不谓之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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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王阳明跟普通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总能全面地把握事物的两面性，在自己偏激的时候立刻将心态调整到中间状态。比如他对仕途偃蹇感到郁闷时，马上又说：“天下之事，其得之不难，则其失之必易；其积之不久，则其发之必不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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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这么独到深刻，皆因其务实到极点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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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教会了我们一件事—不要被自己一时的情绪所左右，偏激永远是因为你看得还不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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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怎么才能达到这种中正平和的境界？致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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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良知很简单，就是他临死时的最后一句话。如同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导演库布里克，在他最后一部电影《大开眼界》里让妮可饰演的女主角说出最后一句台词“Fuck”来作为其导演生涯的谢幕一样，王阳明临终前用了八个字来回顾他的一生以及对人生和世界的总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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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简单的八个字，多么深刻的道理！良知者，内心之光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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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怎么界定内心的光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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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简单，符合自己真性情的想法就是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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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跟孔子所说的“直”、“礼”和“仁”一样，是做人的三重境界。“直”是人的真性情，地球人都有，小孩表现得最多，大人一般情况不表现出来。“礼”是什么呢？孔子的礼不是礼教的礼，而是选择一种不伤害他人、恰到好处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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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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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就是“直”合于“礼”的自然流露，个体情感与理性原则的高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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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与否不是外人说了算，是你自己说了算。不能说服自己的话是废话，不能从内心产生认同的道理就不是你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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