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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到此似乎告一段落了，然而几十年后，文采飞扬、逻辑缜密的《复仇议》被另一个大文豪抓住了致命的纰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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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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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在仔细分析了卷宗后抛出一个疑问：徐爽到底是因为什么被赵师韫给杀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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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两种可能：第一，徐爽确实犯了法，论罪当死，赵师韫杀他只不过是执行国法，那么徐元庆谋杀赵师韫分明就是挑战国法，犯上作乱，判他死刑乃是理所当然，凭什么要表彰他？第二，如果徐爽没犯法，赵师韫杀他完全是出于个人恩怨，最后还像模像样搞个尸检报告，写些“俯卧撑”、“躲猫猫”之类的鬼话欺上瞒下。徐元庆想替父鸣冤，无奈官官相护，不但上告无门，还给他安个“越级上访”的罪名。元庆深感绝望，悲愤交加之下手刃了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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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认为陈子昂对同一个案件既依礼表彰又依法处罚是混淆是非。礼和法的意义都在于防乱，禁止杀害无辜的人，决不是互不相关的两套系统，你陈子昂这么乱搞一气等于把礼和法对立起来，搞出两个核心价值观，使大家分不清孰对孰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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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没有像陈子昂一样和稀泥，而是将问题条分缕析后分开来看，否定前一种可能，肯定后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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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昂是诗人，柳宗元却是思想家。显而易见，后者考虑问题更深入，更符合儒家的“原教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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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令很多人以为儒学其实就是讲讲做人，讲讲伦理。其实不然，儒学的核心在政治，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不在《论语》而在《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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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阐发《春秋》微言大义的“三传”之一的《公羊传》记载：“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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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诛”在古文中表示上级杀下级，有道杀无道，正义杀邪恶。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父亲被冤杀，儿子可以报仇；父亲有罪该死，儿子报仇就会引起接连不断的仇杀，这样报仇就不合道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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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没，柳宗元的观点那是相当的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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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肯定血亲复仇，肯定先礼后法，礼比法大，这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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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从董仲舒遍览儒家典籍，写出《春秋决狱》后，后世的官员都以此为准，审判案件的推理判断方式，都要用孔子的思想来对犯罪事实进行分析，而后定罪。一言以蔽之：原心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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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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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父乙与丙相斗，丙以刀刺乙，甲以杖击丙救父而误杀其父，或曰弑父当枭首，并不因误伤而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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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法官怎么判的呢？他拿出法官案头必备书《春秋决狱》，扶了扶眼镜，琢磨了半晌，道：“甲杀了乙，从表面上看，甲已经构成了弑父罪，而弑父是应该枭首的。但让我们一起来‘原甲弑父之心’就会发现，甲意在救父，误杀其父乃无心之过，行为与心理发生偏差而已。请大家翻到《春秋》第XX页，上面说，父子至亲，父病子进药，父吃药后死。吃药治病乃是人之常情，子进药而父卒是子所不愿看到的，君子原其心而赦其子。由此论断，甲无罪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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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遵循“原心推罪”来判案，其实是很人性化，很以人为本的。这也是为什么当法理和人情发生冲突时，会出现引起舆论轩然大波的“药家鑫案”—这是有着悠久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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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一哥王阳明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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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论心还是论迹上来，原儒毫无疑问是论心的，可到了宋朝，时也，势也，宋儒一面为了抵制佛学虚无思想的侵蚀，一面为了标新立异，开始倾向于论迹，向外界向书本去寻求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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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理解万岁的想法，设身处地地考虑一下，人宋儒也不容易，皓首穷经搞研究，没名没利的，看着那个因为会写几首流行歌曲而大红大紫的柳永，那叫一个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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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有何用？那时又没“百家讲坛”，不然上去为“康乾盛世”歌功颂德一番也能被封个国学大师不是？于是宋儒们开始著书立说，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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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看他们书长大的小朋友会多一些理性思维，却离“原儒”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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