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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中,通过遍览明朝各地方志、奏折以及《大明会典》,得出两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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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明代的税收过低,农业税低,商业税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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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明代的税收在二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增加,反而在不断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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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税低到什么程度呢?全国平均税率不超过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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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实是低到一定境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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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恶劣的是,即使这么低的税赋,还是有人一门心思地逃税漏税,而且通过长期的实践和摸索,将逃税这一伟大事业从技术层面上升到了艺术层面,并总结出多套专业术语,比如飞洒、诡寄、虚冒。具体操作方案,敬请参考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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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抛开这些人为因素,单就税制的设计便足以使明廷抓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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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中有个“拉伐曲线”,反映了一条规律:降低税率实际上会增加税收收入。这是因为民众会对税收政策的刺激作出反应,高税率会使其丧失劳动的积极性而情愿享受闲暇,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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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纳税理论中有一条“纵向平等”的指导思想,它主张支付能力高的纳税人应该缴纳更多的税,这听起来似乎天经地义、自然而然,没有比这再正确的了。不过落实到实际操作中,你会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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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你认为对昂贵的皮衣应该征收很高的税,因为买皮衣的都是富人啊,不宰白不宰。但你忽略了一点,富人又不是脑残,而且现实生活中那种越富越抠的人并不少见,一旦他们开始觉得买皮衣变得不那么划算,就会很轻易地用其他奢侈品来替代皮衣。最终,高昂的皮衣税减少了皮衣的销售,负担落在了皮衣制造商头上,制造商又将其转嫁到制造工人头上,或者克扣工资,或者直接裁员,原本劫富济贫的税收政策反而导致穷人更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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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看来,明朝的普遍低税政策不是挺好的吗?藏富于民,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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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可以用当年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句话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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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财富止有此数,不在官,则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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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是有限的,分配方式是多样的,有人Happy自然就有人Un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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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爽的当然是文官集团,想想也是,这些人十年寒窗,悬梁刺股,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对月长叹,把别人泡美眉、打网游的时间都投入到对圣人经典的咬文嚼字、穷思冥想之中,不就图个一朝为官,享受人生吗?结果朱重八太不地道了,定了个奇低无比的工资标准恶心人,上传到网上去都没人信,还被骂为五毛党,天理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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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到底低到了什么程度?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感慨,“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如此者”只是一个定性的结论,如果要做定量分析,可以八卦一下海瑞同志的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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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在淳安县令任上时,实际领到手的工资是12石大米,27两银子和360贯钞,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这点俸禄刚够养活6个人。而海瑞一大家子加上仆从,衙门里需要赏赐的小吏又何止区区六人?何况海瑞是回民,不吃猪肉,又喜欢自己种菜吃,极少应酬,生活方式比较自虐,非常人可比,都过得捉襟见肘,其他官员,如之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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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式的大家族观念弱化一些,每个官员只需赡养二老及其妻子,而没有那么多攀附其上的混吃阶层,情况还能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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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没有“如果”,文官集团的突围变成了老百姓的灾难,一套潜伏于国家财政制度之下的“亚财政”开始大行其道,各种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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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不收行不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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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知县不收无以进知府,知府不收无以进藩司,藩司不收无以进巡抚,巡抚不收无以进京官。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此风一开,便不可止,只能愈演愈烈,成为大明朝无法根除的一个痼疾,只等爆发之日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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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等太久,说来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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