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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中，通过遍览明朝各地方志、奏折以及《大明会典》，得出两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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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明代的税收过低，农业税低，商业税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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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明代的税收在二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增加，反而在不断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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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税低到什么程度呢？全国平均税率不超过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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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实是低到一定境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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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恶劣的是，即使这么低的税赋，还是有人一门心思地逃税漏税，而且通过长期的实践和摸索，将逃税这一伟大事业从技术层面上升到了艺术层面，并总结出多套专业术语，比如飞洒、诡寄、虚冒。具体操作方案，敬请参考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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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抛开这些人为因素，单就税制的设计便足以使明廷抓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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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中有个“拉伐曲线”，反映了一条规律：降低税率实际上会增加税收收入。这是因为民众会对税收政策的刺激作出反应，高税率会使其丧失劳动的积极性而情愿享受闲暇，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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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纳税理论中有一条“纵向平等”的指导思想，它主张支付能力高的纳税人应该缴纳更多的税，这听起来似乎天经地义、自然而然，没有比这再正确的了。不过落实到实际操作中，你会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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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你认为对昂贵的皮衣应该征收很高的税，因为买皮衣的都是富人啊，不宰白不宰。但你忽略了一点，富人又不是脑残，而且现实生活中那种越富越抠的人并不少见，一旦他们开始觉得买皮衣变得不那么划算，就会很轻易地用其他奢侈品来替代皮衣。最终，高昂的皮衣税减少了皮衣的销售，负担落在了皮衣制造商头上，制造商又将其转嫁到制造工人头上，或者克扣工资，或者直接裁员，原本劫富济贫的税收政策反而导致穷人更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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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看来，明朝的普遍低税政策不是挺好的吗？藏富于民，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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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可以用当年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句话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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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财富止有此数，不在官，则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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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是有限的，分配方式是多样的，有人Happy自然就有人Un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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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爽的当然是文官集团，想想也是，这些人十年寒窗，悬梁刺股，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对月长叹，把别人泡美眉、打网游的时间都投入到对圣人经典的咬文嚼字、穷思冥想之中，不就图个一朝为官，享受人生吗？结果朱重八太不地道了，定了个奇低无比的工资标准恶心人，上传到网上去都没人信，还被骂为五毛党，天理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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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到底低到了什么程度？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感慨，“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如此者”只是一个定性的结论，如果要做定量分析，可以八卦一下海瑞同志的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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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在淳安县令任上时，实际领到手的工资是12石大米，27两银子和360贯钞，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这点俸禄刚够养活6个人。而海瑞一大家子加上仆从，衙门里需要赏赐的小吏又何止区区六人？何况海瑞是回民，不吃猪肉，又喜欢自己种菜吃，极少应酬，生活方式比较自虐，非常人可比，都过得捉襟见肘，其他官员，如之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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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式的大家族观念弱化一些，每个官员只需赡养二老及其妻子，而没有那么多攀附其上的混吃阶层，情况还能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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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没有“如果”，文官集团的突围变成了老百姓的灾难，一套潜伏于国家财政制度之下的“亚财政”开始大行其道，各种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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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不收行不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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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知县不收无以进知府，知府不收无以进藩司，藩司不收无以进巡抚，巡抚不收无以进京官。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此风一开，便不可止，只能愈演愈烈，成为大明朝无法根除的一个痼疾，只等爆发之日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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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等太久，说来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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