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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法家这样的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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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只有法家可以结束这场延绵了数百年的乱世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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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没有历史使命，只有现实使命。他们不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而是一帮训练有素的职业经理人，唯一的任务就是看好公司，帮老板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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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就是这样一个着眼于当下，将一切都浸入冰冷的利害算计中的人。他撕破了人世间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还事物以残酷的本来面目：人不过是一种为了生存而相互利用、争夺的动物。这一准则成为他衡量、判断人事行为的唯一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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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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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于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母之泽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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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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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人成舆（豪华轿车）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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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冷酷无情的论断在韩文中俯拾皆是，其严谨犀利的逻辑，无懈可击的推理似乎宣告了传统的氏族观念已全面崩溃。众神已死，情感也靠不住，剩下的只是一丝不挂的利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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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览青史，几乎找不到第二个能像韩非这样不动声色地去条分缕析人性之恶的人，他就像《沉默的羔羊》里的汉尼拔博士，用手术钳将人性中血淋淋的“尔虞我诈”、“你死我活”挑出来拿到放大镜底下观摩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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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心没肺”而言，韩非比他的老师荀子更胜一筹。在荀子，人性虽恶，但至少可以通过学礼改造成善。而在韩非，人性之恶，亘古不移，君主只有靠严刑峻法震慑之，以丰厚奖赏利诱之，才能防止人不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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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对形而上的哲学思辨不感兴趣，也懒得构建宏大的世界观，在他看来，真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实际应用和利害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研究人情世故的复杂性、变异性，如何对待、处理具体的人事关系，是韩文中探讨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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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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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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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有三派，韩非集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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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派者，慎到之“势”，申不害之“术”，商鞅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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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各有偏重，韩非兼收并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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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者，权势也。这是君主之为君主的根本，失势如汉献帝则名为君主实为傀儡。因此，慎到曰：“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桀为天子，而能乱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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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者，权术也。就是政治谋略，关于这方面韩文中有各种活生生的例子，害人的，防身的，一应俱全，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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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者，条令也。和今天的“法律”差别很大，是指一切由政府颁布的明文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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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势欺人、阴谋诡计、严刑峻法，有了这三者，再加上“二柄”（赏与罚），君主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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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是基础，术与法是统治的手段。术要藏之于胸以便“潜御众臣”，法则要公之于众无论贵贱贤愚都能明白通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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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重法，认为法既立，则为国人言行之最高标准。君主以下，皆须遵守，君主以外，无权更改。如此，虽后世有中庸之主，奉法而行，亦足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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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法就是明确奖惩的律令，什么该奖，什么当罚，严格执行，利用人性的趋利避害，驱动其自私自利的特性来为君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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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立威，术驭臣，法制民，由此整个国家成为一台高速运转的、君主的个人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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