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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立威,术驭臣,法制民,由此整个国家成为一台高速运转的、君主的个人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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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仁爱兼爱是儒家同墨家的区别,有为无为是儒家同道家的区别,德治法治就是儒家同法家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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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非看来,孔子和墨子的争论毫无意义,仁爱兼爱都是爱,是爱就靠不住,不然怎么会“严家无悍虏,慈母有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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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不仅不管用,还会伤害到君主和国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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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举例说,楚国有个人,父亲偷了羊,他去官府举报,结果官员是个迂腐的儒生,判此人死刑,罪名是“不孝”。又比如鲁国有个人,每次打仗都败下阵来,从来不拼死作战。孔子问他为什么,他眼角闪烁着泪光,大义凛然道:“家里还有老父无人赡养,是以不敢死。”孔子被感动了,就推荐他做了官,理由是“仁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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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认为这简直就是扯淡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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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理解,孔子的时代是礼崩乐坏,韩非的时代则是天崩地裂。天都崩了地都裂了,以往的家国关系、父子亲情能剩下多少真不好说。正所谓“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新时代新课题,需要一种立足于当下放眼于未来的新思想,韩非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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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口吃的韩国公子写起文章来丝毫不留情面,在他笔下,尧是糊涂虫,舜是伪君子,商汤和周武则是乱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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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明明是臣,尧却把他当作君,不是糊涂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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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明明是君,舜却把他当做臣,不是伪君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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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跟我说禅让,它既不符合人性也不符合常理,只是腐儒们的意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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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商汤和周武更是分别灭了夏桀和殷纣,为人臣而弑其主,还“自以为义”,不是乱臣贼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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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非,仁义是绝、对、靠、不、住、的,只能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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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开始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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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魏惠王问一个名叫卜皮的人:“据先生所知,寡人的名声怎么样?”卜皮回答说:“臣听说大王是一个慈惠的人。”魏惠王很happy,问:“慈惠到什么地步?”卜皮说:“到了快亡国的地步。”魏惠王大惊:“Why?”卜皮不紧不慢道:“慈则不忍,惠则好施,结果是该杀的不杀,不该赏的乱赏,这样的国家岂有不亡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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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宋国大夫子罕曾对宋桓侯说:“治国的手段无非威胁与利诱,问题是大家都喜欢奖赏而憎恨惩罚。不如这样,讨好人的事君上您去做,得罪人的事臣下去做,君上以为如何?”宋桓侯觉得子罕够意思,欣然应允。结果呢?对子罕,“大臣畏之,细民归之”,害怕遭到惩罚的人都投靠了子罕,没过多久子罕就把宋桓侯给干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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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对他的读者—各大国君们千叮万嘱,让他们不要相信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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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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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韩非不绝望,对“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的卑劣人性早已司空见惯的他相信办法总比问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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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的办法很简单,一个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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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实质就是赏与罚,赏就要高官厚禄,使臣民有利可图;罚就要心狠手辣,使臣民魂飞魄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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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则是“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意即立法要持久,执法要统一,法令要公开,不能政出多门,朝令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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