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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立威，术驭臣，法制民，由此整个国家成为一台高速运转的、君主的个人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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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仁爱兼爱是儒家同墨家的区别，有为无为是儒家同道家的区别，德治法治就是儒家同法家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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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非看来，孔子和墨子的争论毫无意义，仁爱兼爱都是爱，是爱就靠不住，不然怎么会“严家无悍虏，慈母有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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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不仅不管用，还会伤害到君主和国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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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举例说，楚国有个人，父亲偷了羊，他去官府举报，结果官员是个迂腐的儒生，判此人死刑，罪名是“不孝”。又比如鲁国有个人，每次打仗都败下阵来，从来不拼死作战。孔子问他为什么，他眼角闪烁着泪光，大义凛然道：“家里还有老父无人赡养，是以不敢死。”孔子被感动了，就推荐他做了官，理由是“仁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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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认为这简直就是扯淡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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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理解，孔子的时代是礼崩乐坏，韩非的时代则是天崩地裂。天都崩了地都裂了，以往的家国关系、父子亲情能剩下多少真不好说。正所谓“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新时代新课题，需要一种立足于当下放眼于未来的新思想，韩非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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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口吃的韩国公子写起文章来丝毫不留情面，在他笔下，尧是糊涂虫，舜是伪君子，商汤和周武则是乱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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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明明是臣，尧却把他当作君，不是糊涂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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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明明是君，舜却把他当做臣，不是伪君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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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跟我说禅让，它既不符合人性也不符合常理，只是腐儒们的意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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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商汤和周武更是分别灭了夏桀和殷纣，为人臣而弑其主，还“自以为义”，不是乱臣贼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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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非，仁义是绝、对、靠、不、住、的，只能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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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开始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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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魏惠王问一个名叫卜皮的人：“据先生所知，寡人的名声怎么样？”卜皮回答说：“臣听说大王是一个慈惠的人。”魏惠王很happy，问：“慈惠到什么地步？”卜皮说：“到了快亡国的地步。”魏惠王大惊：“Why？”卜皮不紧不慢道：“慈则不忍，惠则好施，结果是该杀的不杀，不该赏的乱赏，这样的国家岂有不亡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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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宋国大夫子罕曾对宋桓侯说：“治国的手段无非威胁与利诱，问题是大家都喜欢奖赏而憎恨惩罚。不如这样，讨好人的事君上您去做，得罪人的事臣下去做，君上以为如何？”宋桓侯觉得子罕够意思，欣然应允。结果呢？对子罕，“大臣畏之，细民归之”，害怕遭到惩罚的人都投靠了子罕，没过多久子罕就把宋桓侯给干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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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对他的读者—各大国君们千叮万嘱，让他们不要相信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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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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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韩非不绝望，对“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的卑劣人性早已司空见惯的他相信办法总比问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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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的办法很简单，一个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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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实质就是赏与罚，赏就要高官厚禄，使臣民有利可图；罚就要心狠手辣，使臣民魂飞魄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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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则是“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意即立法要持久，执法要统一，法令要公开，不能政出多门，朝令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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