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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扎根于民间，追求长生，肯定享乐，鲁迅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其影响力岂容忽视？汉末之张角，东晋之孙恩，都是打着道教的旗号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乃有天下云合响应，赢粮而影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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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者作为外来文化被本土化为禅宗后更是遍地生花。慈悲为怀、善恶报应，这些普世价值、终极关怀恰到好处地击中了中国人的软肋，为劳苦大众构筑了一道转世轮回的心灵归宿。并且，禅宗不要求你念经拜佛，而是主张“凡夫即佛”、“顿悟成佛”，顺应了国人实用理性的标准，不离日常生活的实际，门槛低自然信者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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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者众的直接后果就是儒生们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很好理解，跟现在一些人不爽韩剧和脑残粉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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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一哥王阳明 宋儒赶上了好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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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站出来斥佛的是韩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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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韩愈毕竟是文学家而非哲学家，写篇《论佛骨表》打打笔战，从形式上反佛还可以，真想触及问题的核心尚须待宋朝的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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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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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佛之说，宋儒深而昌黎（韩愈）浅，宋儒精而昌黎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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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崇文抑武，赵匡胤曾在太庙立下祖训，明令继任者“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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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宋一朝，文人是很滋润的，武将是很悲哀的。滋润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程颐同学曾放言要与皇帝“同治天下”，这在别的朝代是不敢想象的。虽说清朝也有个“同治”，但同治的主体是两宫太后，不是皇帝跟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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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么滋润的土壤，宋儒们开始萌发改造世界的冲动。用余英时的话说就是“他们已隐然以政治主体自待，所以才能如此毫不迟疑地把建立秩序的重任放在自己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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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帮人的第一志愿是“得君行道”，亲自参加“平治天下”的事业。第一志愿实现不了，才退而求其次，“成就人才，著书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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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具体实施的顺序还是和《大学》一样，先修身再治国，先明体再达用，先内圣再外王，两者缺一不可，前后不能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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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司马光作为史学大家学识渊博，却因不曾在个人的身心修养方面下工夫，竟被程颐讥笑为“未尝学”，只是“资禀过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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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俩人都很迂，但程颐不喜欢司马光太正常了。《资治通鉴》开篇就是三家分晋，从战国写起，但在理学家看来，中国的历史只有夏商周（西周）三代可以看，以后的都是“无道之治”。在三代，人君用正统儒学治理天下（宋儒的意淫），道统和治统结合得很好。三代以下，道治分裂，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薪火相传了道统，一直将火炬传到了他们理学家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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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朱熹告诫皇帝，如果你想将“天下无道”变为“天下有道”，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接受我们理学家关于“内圣外王”的基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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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理学家一心一意想造就的是能够“治天下”的人才，包括将平庸的皇帝也改造成如斯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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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才有何特点？曰：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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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要致广大，经世致用平天下，所以先要尽精微，对儒家学说的义理进行深入的探索；同时，极高明的境界要与现实的态度统一，不要搞得自己高处不胜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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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理学家眼中的君子之道是有济物之用的实学，而非纸上谈兵的空言，内圣的最终归宿还是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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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却是它成了不折不扣的空言，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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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大学》的一个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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