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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说，小朋友，因为我们这个人情社会的游戏规则就这样，理不仅存在于你，还存在于他人，存在于万事万物，只有明天理的人才可能知己知彼，游刃有余，为行为实践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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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是，朱熹“理散为物，物本于理”的逻辑使理成为一种凌驾于万物之上的空疏概念，强迫大家去格物致知也没有与主体的内在意愿结合起来，最终的结局便是人人都必须绝对地服从天理，而人人又对这种异己的外在的宰反感甚至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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憎恶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投入了陆九渊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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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一哥王阳明 雷霆启寐，烈耀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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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九渊在批判朱熹的同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捡现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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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九渊以本心为认识的终极目标，我心就是绝对的真理。自作主宰，乾纲独断，直指本心，一了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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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脱离实际，陷入自我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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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虽然王阳明“心即理”的命题也着重肯定主体意识（在程朱，由于心统性、情，而情分好、坏，因此心不能等同于理，只能说性即理），但心即理的三项构成要素“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此心在物（阳明笔下的“物”皆指“事”）则为理”缺一不可，最后一项强调了我心之理与外在之事的联系，这就使它有了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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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个问题来了，万能公式（心=性=理=良知）说心=良知，而“心即理”已经具有主体与外界联系的含义，还要“致良知”作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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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其实等同于：已经有了《传习录》，还要《明朝一哥王阳明》作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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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简单，“心”、“性”、“理”这些命题即使搁到明朝也是很不平易近人的，读者一看到这些字眼立马会索然无味扔书的，而王阳明在经历了那么多恶心的政治风波后，早就对“君德成就”（改造皇帝）不抱奢望，从宋儒的“得君行道”彻底转变为“得民行道”—搞心学不是为了给皇帝开经筵日讲，而是针对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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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以阳明之敏锐，不难察觉到这异于以往任何朝代的微妙变化。于是，他放弃了原儒们孜孜以求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幻想，将目光投向重建合理的人间秩序，唤醒每一个人的良知，从而开辟出一条前无古人、通往现代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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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即理”，将普遍之理与主体意识人为黏合的痕迹还很重，而在致良知，由主体意识发挥出来的理性力量和承担精神被放到了首位—人人作独立自主的判断，人人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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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说心=良知并不是那么恰当，更准确的说法是：心是体，良知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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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吧，心之本体便是性（心=性），而阳明又认为性囊括了情，因此天理不外乎人情（性=理），心也兼具道德与情感的双重含义，情感是基础，道德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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恻隐之心是情，表现出来就是仁；羞恶之心是情，表现出来就是义；辞让之心是情，表现出来就是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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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孝是动物都有的东西，不敬何以别乎？在这，孝是情感，敬是“礼”，礼就是人类社会的游戏规则，懂不懂礼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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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就是：动物是纯感性的，而人能从感性中升华总结出理性，是感性与理性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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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王阳明认为这还不够，万一感性与理性发生冲突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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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如果你是《射雕英雄传》里的杨康，怎么面对杨铁心和完颜洪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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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从天而降的生父，一个视如己出的养父；一个是朝廷命犯，一个能睥睨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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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行为是极其复杂多变的，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就有赖“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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