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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朱厚熜的立场，继统须继嗣的条件确实苛刻—合着这皇帝不是白当的，得六亲不认，给别人当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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搁寻常百姓家也难以接受，何况兴献王只有朱厚熜这一个儿子，为了当皇帝不认亲爹，放在那个《孝经》还是长销书的年代会遭天下人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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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部尚书毛澄也知道这太强人所难，跑到内阁向杨廷和问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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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廷和告诉他可以举西汉定陶王、北宋濮王的例子，这俩人都是继统又继嗣。实在不行就搬出程颐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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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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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识形态领域，程颐虽说比朱熹弱点，却也相当于社会主义国家恩格斯的地位。因此，以杨廷和为代表的高层主要用程朱理学做理论依据，要求朱厚熜以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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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熜当然不干，反问道：“父母可移易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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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干又能怎样？偌大一个紫禁城以乾清门为界，外面杨廷和说了算，里面张太后说了算，一干宫女太监还不知道是谁的眼线，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宫闱血案的男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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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朱厚熜不得不向文官集团求情，希望他们能让步。甚至派宦官私下找到毛澄，苦苦哀求，重金行贿，搞得老头左右为难，回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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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有一去，两不相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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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熜清楚，问题的关键还在杨廷和，因此频繁地请他老人家过来喝茶套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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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廷和茶照喝、嗑照唠。不继嗣？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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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代的眼光看，为两个死了的人争皇考皇叔考实在无聊，杨廷和又不是迂阔不化的腐儒，何以如此不近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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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活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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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了嗣张太后就是朱厚熜的妈。其太后的位子保住了外戚集团才不至于树倒猢狲散，也只有这样皇权和戚党才能彼此制约，内阁才能放开手脚干事，朱厚熜才能避免成为朱厚照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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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杨廷和的苦心孤诣被一个人打破了—朱厚熜的亲妈蒋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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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听说了朝廷的变故，跑到北京来要见儿子。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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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杨廷和的设计，蒋氏就成了朱厚熜的叔母，叔母见了皇帝得称臣。但实际上蒋氏是皇帝的亲妈，“子不臣母”是《春秋》上的微言大义，《春秋》的作者又是孔子，和孔子比起来，程颐就黯然失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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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廷和陷入了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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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朱厚熜没有发现这道突破口，万般无奈的他找到张太后，说自己情愿避位归藩，奉母终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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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行进到三岔口时总是交由它指定的人选来改变车轨，这次是张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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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照死的那年张璁才考上进士，且年事已高（4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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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很赶趟，在生命中最后十几年发挥了把余热，借“大议礼”一跃成为那个群星闪耀的时代的男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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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爹妈，张璁这辈子最应该感谢的人是王阳明。没有心学做理论支撑，他不可能抓住杨廷和的漏洞，一击命中一鸣惊人，一举登上了时代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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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璁早年听过王阳明的课，虽未拜入门下，但同王门弟子走得很近，心慕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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