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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王畿正好相反，他是王门弟子中智商最高的，没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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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后来让内阁首辅夏言都颇为忌惮的人当时年仅二十，还是个裘马轻狂的秀才。跟那个年代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迷恋的是戏曲小说、实用技艺；诗酒流连、瓦肆勾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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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就住在阳明家附近，却从不来听讲，见到王门弟子来来往往还心态阴暗地背地里唾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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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眼识英的王阳明却认定他是个可造之材，叫来魏良器等人，嘱咐他们如此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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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日，王畿又路过阳明门前，斜眼往里一瞥，见魏良器正与同门投壶雅歌，好不快活，心下诧异的他便多瞧了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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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良器见王畿上钩，搁下投矢，向他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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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畿也不跟他打招呼，上来就是一句：“腐儒们也会玩这种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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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良器笑道：“我等之学，并不迂腐，也不固执。你心存偏见，所以不知道其中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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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畿有所触动，默默地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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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二年，王畿参加会试，名落孙山，狂妄之心有所收敛，报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听了几次阳明的课，逐渐心服，拜入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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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两个徒弟，王阳明因材施教。钱德洪办事踏实却不够果断，阳明便告诫他“心要洒脱”；王畿悟性极高却散漫拖沓、玩世不恭，阳明便提醒他“心要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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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年累月，王畿成了阳明生前最得意的弟子；而钱德洪则成了阳明身后主持大局的王门首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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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畿是个好奇心重，喜欢思考的人。他曾暗中观察过两个同门，一个聪敏伶俐，阳明故意漠视他，屡问不答。另一个放荡不羁，为邻里不齿，阳明却整天与他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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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畿不解，请教阳明。阳明告诉他，第一个虽然精明，却太多心计。如果对他冷漠，或能有所悔改，若对他器重，反而会助长其恶习。第二个虽曾狂悖，但现在已有悔悟之心，因势利导、假以时日，并非没有成大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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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德洪将阳明的教学方法归纳为：“仅指揭学问大旨，让学生自己去领悟、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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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比量产式的应试教育科学百倍的教学方法。因为学生本人有资质和性格上的差异，学生提出的问题也有其特定的时间和背景，如果解答过于具体，成为教条，时过境迁将遗祸无穷。所以，只告诉学生解决问题的原则，让他自己去琢磨。这种启发式的教育，可以使每个人都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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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学术还是事功，王阳明都已成为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即使舆论尚有非议，即使朝中权贵刻意排挤，也不能改变他被莘莘学子顶礼膜拜的事实。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不想浑浑噩噩白过一生者，唯一的途径、不二的法门就是去绍兴，去找王阳明—这是那个年代几乎所有人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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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操着不同的方言，从四面八方赶来。绍兴城内人头攒动，摩肩接踵，连衽成帷，举袂成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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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栈住不下了就住寺院，寺院住不下了晚上就轮换着睡。因为人太多，阳明每次开讲都是大课，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逾千人。一些人一待就是两三年，临到送别，由于人实在太多，还是记不住他们的名字，阳明不禁感慨：时代永远像一枚硬币，无论是豪奢浮华还是噤若寒蝉，它的背面都是世代以来延绵不绝的对知识的尊崇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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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知府南大吉被这空前的盛况所感染，作为阳明的父母官，他没有因为群众的围观就将其定性为“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而是毅然决然地拜入阳明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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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吉经常向阳明请教，说自己临政处事，多有过错，先生为何无一言相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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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让他把自己的过错全讲出来，南大吉一五一十地说完后，阳明点点头，问：“你为何知道这些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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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吉道：“是良知告诉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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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笑道：“既是良知告诉你的，你就在良知上用功，用良知做功，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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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吉恍然大悟，欣然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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