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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年后，《明史》定稿。万斯同、王鸿绪、张廷玉一致写下了那句由衷的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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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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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公不语对枯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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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之棋既已下完，就让这些余响都随风而散吧！毕竟，官方的褒贬从来就只能左右一时的舆论，而不能代表永久的世道人心。生前，王阳明就从未在乎过那些飞短流长、是非荣辱。身后的赞誉和毁谤，对他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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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待如何，死待如何？纸上清名，万古难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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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留给世人的是他的文章与功业，这也是官方乐于肯定和宣扬的。然而，我看见的只是那个广袖飘飘、衣裾渺渺，英姿豪迈、卓然独立的强者，我听见的只是那一句句从历史深处传来的与世俱存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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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问人。但致良知成德业，谩从故纸费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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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得良知却是谁，自家痛痒自家知。若将痛痒从人问，痛痒何须更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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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奈世儒横臆说，竞搜物理外人情。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来自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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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绵圣学已千年，两字良知是口传。欲识浑沦无斧凿，须从规矩出方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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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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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久回响，久久回响，久久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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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一哥王阳明 后记 千古圣雄何处寻，心中自有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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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是一种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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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湮灭了太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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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四年，福建巡抚毛文铨在向皇帝汇报福建海关的情形时抱怨说，此前十几年间到福建来的外国商船越来越少，甚至“数年以来，竟绝无一至”。毛巡抚分析说，外国商船之所以不愿到福建来，是因为福建的各个衙门需索陋规太厉害，一艘载货价值十万两白银的商船，且不说底下的各级文武官吏，光是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四大衙门就先要勒索五六千两银子，外商们了解了这一情况就都不敢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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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看来，外商们有点大惊小怪了，潜规则之于国人早已是习以为常见怪不惊，倘或不收，我等心下反而惴惴不安。可洋人有洋人的逻辑，东印度公司在嘉庆年间被粤海关各级官员敲骨吸髓掠夺了五百万两银子，英商忍无可忍，决定突围，英国政府诉诸武力，才有了鸦片战争。回顾《南京条约》具体条款，可知这其实是一场“陋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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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遵循以暴易暴的“血酬定律”，这就是它不能走出专制王朝循环更替的根本原因。历代思想家为了寻求摆脱这一周期律的答案搜索枯肠，得到的最佳答案无非是儒家的仁政，亦即“以德治国”。而这套方案的致命缺陷，梁启超看得很透：“儒家论仁政只能当如是，而无术使之必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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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其重要表现就是农业生产剩余极其有限，农民税负能力很差。统治者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农业税一般不高于10%，低的甚至不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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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并不像“永不加赋”听起来那么美好，国家的正式赋税虽不高，然而地方政府的“赋外之赋”却远远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能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也会使其取缔这些“法外之税”，但历史证明这些努力都是徒劳，即使一时被取缔，不久之后又会死灰复燃，这就是著名的“黄宗羲定律”。既然合法渠道走不通，那就只能通过非法的途径来解决，社会动荡由此而生，中国式的历史宿命也就你方唱罢我登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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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的《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新闻，说“中国开始发生该国历史上最深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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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被报纸信誓旦旦地认定为“最大的变化”的只是一则花边新闻：20岁的光绪皇帝开始学习英文了。美国记者的逻辑是，皇帝屈尊学英语之后，3000年的“老规矩”就会被放弃，国家制度就将被改变，然后跻身于文明国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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